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

王浩在评价金岳霖学术生涯时,曾经设想过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没有实行,该计划实以"逻辑基础问题"为主线。金岳霖把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归结为逻辑,但是在为逻辑建立基础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中心困境"。在晚年的哲学工作中,他接续自己早期关于逻辑基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的逻辑来说太大,从而集中讨论了推论的基础问题,把推论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之中。如果推论是逻辑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个论题可以视为对逻辑基础问题的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走出了他早期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既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分别,也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     

城市集约化发展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借鉴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4％．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伴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增长以及城市规模的外延扩张,大量耕地将不可避免地被占用．造成耕地的大量流失。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均耕地占有量很低的国家．“吃饭与建设”的矛盾非常突出,在此情况下．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地铁经济对城市零售商业布局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地铁的运输量大、便捷、快速等特点无颖使其成为城市交通方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纵观世界地铁发展历史,从1863年伦敦建成第一条地铁到2000年,这138年间世界已有115个城市建成地铁共7000公里。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内,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三种“自由历史”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视为精神自由实现的历史——从"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到"知道"部分人的自由再到"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精神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自我塑造、自我实现。他批判了那种把自由视为纵情任性即"我想怎样就怎样"的观点,认为那纯粹是幻想,即使是动物也不能纵情任性,而必须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类除了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到社会规律包括道德、法律等等文化精神的制约。只有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生活的人才谈得上"自由"。马克思把黑格尔所批判过的自由历史称为"野猪的自由历史",认为它只有在原始森林中才会存在;把黑格尔所赞成的自由历史称为想象的自由历史,认为它把人变成了唯灵论的存在物。真正的自由是整个人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而不仅仅是人的精神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实现。与此相应,真正的自由历史只能是为个性自由奠定基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实现史。     

从制度的作用推不出历史决定论吗?——回应鲁鹏教授的《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我的专著《制度的威力》对社会历史给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解释。鲁鹏教授对其中的基本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从制度的作用推导不出历史决定论"。这个反命题被他用两个步骤的论证支撑:一是证明制度的作用是有范围和条件的;二是证明制度决定论在"两个理解"即对历史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方面,都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可是,在制度决定历史亦即决定人们的活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作用其实并没有"范围"的限制,也不是要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而制度决定论关于"两个理解"的理解,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错误,包括使制度决定论给出的历史规律陷入自败。因此,制度决定论是可以成立的,继而历史决定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能够确证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但并不意味着找不到,而且应该是已经被制度决定论找到了。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政策偏好——基于Q方法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模型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认知、政策偏好与居民参与不仅成为近年来城市发展实践的新议题,也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体现了城市心理学视角对于城市空间重塑过程的讨论。以青岛中山路为案例,通过Q方法,对历史街区更新中居民的空间认知、政策偏好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居民的政策偏好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独特性认知下的建筑物保护倾向,体现情感依附的开发式维护倾向,以及基于生活导向的参与式发展倾向。居民的空间认知体现为空间权利认知与文化认同两个维度,影响着居民对历史街区更新的政策偏好。此外,情感依附与参与经历体现了个体的空间体验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居民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在我国历史街区更新的实践中,为推动生活导向、居民满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应探索建立基于有效认知获取机制的参与模式,并建立多元化的市民教育机制,从公共政策制定路径转型与市民认知转变两个环节,纠正居民空间政策偏好与城市公共政策导向之间的认知偏差。     

从空间生产到空间体验: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逻辑考察

随着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旧城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多分布于老城区或城市中心地段,因其地理空间位置以及特殊的文化遗产价值,成为城市更新的特殊空间。在以福州上下杭历史街区为例的考察中,发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实践过程,其空间重构遵循的是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与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双线并行。从"空间中的消费"到"空间的消费",从物的消费到文化的消费再到历史文化价值的符号消费,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是历史街区更新的主线逻辑。表现为开发物理空间的消费价值、促使文化消费转向,以及一以贯之的"城市增长机器"发展动力。而街区更新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则表现为空间重构中人与人及人与空间的情感互动、空间行动者的共同情感建构以及个体情感与社会记忆的勾连。     

文学作品中成吉思汗形象分析

成吉思汗在东西方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叙述者笔下,成吉思汗的形象也略有不同。在蒙古叙事中,成吉思汗形象随着历史变迁发生着变化,在《蒙古秘史》中他是受长生天庇护的蒙古英雄,在17、18世纪史书中他身上有了佛教文化和汉文化的影子,在《青史演义》中他则集儒家文化的仁君圣主和蒙古民族英雄于一身。国外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有正面也有负面,但都带有西方误读东方的色彩。我国当代作品中的成吉思汗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受到演义小说的影响,9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品则从多角度挖掘成吉思汗形象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