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双重策略

鲁迅的某些言论致使许多人认为鲁迅彻底反对中国传统文化。选取儒家传统思维方式这一视角,从其终极目标(中庸)、对象化(仁义礼智)、实现途径(人道)三个方面剖析鲁迅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建构的双重策略,以及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内心参与,试图论述鲁迅思想的真实面貌。     

读者高峰审美体验与《边城》的艺术魅力

作为一部具有浓郁诗意的作品,<边城>能激发读者沉醉的审美体验;作为一部具有悲剧意蕴的作品,<边城>能激发读者净化的审美体验.而沉醉和净化是两种高峰性审美体验,这就元怪乎<边城>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试论民族审美心理的稳定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心理。民族审美心理世代相继,绵延不断,其恒常性和稳定性十分突出明显。究其决定因素,乃是一个民族生活栖息的自然生态环境与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而独特的物质生产方式是最终极的根源;并且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与审美情感方式所使然。     

从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与创作者的角度认识毛泽东美学思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

毛泽东从美学角度,论述了文艺作品的接受者的位置、范围、作用。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他们是审美活动中的主人。接受者在审美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没有接受者也就没有文学;文艺作品能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受者的反应与评判;接受者对文艺作品起着积极的、建设性的反作用,接受者对作家的创作意图进行检验,接受者期待视野发生变化,文艺作品必须不断适应这个变化,并在创作中体现这个变化,接受者影响文艺作品的再生产。创造者有一个情感移向的转变及世界观的改造问题。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人的自由活动与实践美学的意义

实践美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 ,指出了美感和美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它是一种凸现了人、人的活动、人的自由活动的美学。在理论上 ,实践美学顺应历史的潮流 ,宣告了形而上学的终结 ,走出了古典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在现实上 ,实践美学针对时代的虚无 ,高扬人的旗帜 ,为美学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从生命美学探讨生命教育

青少年的生命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展现出未来的希望与辉煌。而现实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让认知和理性取代了生命的存在,往往忽视关注青少年的心灵世界。从生命美学探讨生命教育,实现生命本真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