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行政介入的程序规制研究

规制行政介入司法尤其是民事司法,除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体制规制路径,将行政机关意见表达纳入民事诉讼程序是其另一程序规制路径.程序规制具有公正审判权请求权、论辩式民事诉讼对话逻辑、诉权制约行政权、民事审判实质公开的“武器支撑”.“法庭之友”制度对民事诉讼行政介入具有程序规制作用,中国行政机关可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民事诉讼、进行意见表达.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不会损害独立审判,相反有利于司法公正公开.行政机关担当“法庭之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限,是新型诉讼参与人,应明确其诉讼权利义务,构建行政机关作为“法庭之友”参诉的具体程序.     

中国及TTIP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评

准确测度中国与TTIP主要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差异,便于深刻把握TIP催生的国际贸易便利化新趋势,应对全球贸易规则变迁的挑战.文章首先构建了贸易便利化测评指标体系,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腐败指数》以及《世界竞争力年鉴》的相关数据,对2008-2014年TTIP主要成员国及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对比测评.研究发现,虽然中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上升了,但与TTIP发达成员国的差距依然较大,在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制环境和电子商务方面均低于其平均水平.为此,中国应进一步简化海关程序和手续,改善海关环境,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加大对电子商务中的新信息技术的应用力度,防范TTIP区域内贸易转移效应对我国的影响.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中国城市化进程效率估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008—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前沿水平以及实际水平相对前沿水平的偏离程度。结果发现,下偏效应大于上偏效应,即中国城市化进程整体表现为滞后,并且发现投资作用和政府作用在影响城市化进程中的表现为负向,另外城市化进程也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最后根据本文的发现,提出相应的建议。     

区块链与法律的互动:挑战、规制与融合

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崛起在刑法、合同法、数据保护法和公司法等多个法律领域对法律带来了挑战,对区块链技术进行适当的法律规制是必要且可行的,应当采取试验性监管、自我监管、共同监管、类型化监管等策略对区块链实施适度、科学的法律规制,实现技术创新和公共政策的双赢。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也与法律发生着融合,其不仅可作为法律科技辅助法律的实施,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乃至替代传统法律。区块链与法律的深度融合使法律呈现代码化的趋势,将使传统法律发生颠覆性重构。     

“深度伪造”的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及其限度

"深度伪造"是生成对抗神经网络(GANs)对视听数据进行相应比例的交互,自我对抗、自我优化的智能技术。其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深度伪造"在虚假信息的类型认定、算法传播的次数规定、主观明知的情形界定、GANs抓取视听数据的行为定性四个方面存在扩张化刑事治理风险。为限制此类风险的扩张,司法者应当以法益关联性区分看待"深度伪造"的违法犯罪信息,去除算法的自动化传播次数,将"深度伪造"的主观明知情形限定为直接故意,并对GANs自动抓取非身份认证信息数据的行为作无罪化处理,以契合"深度伪造"刑法规制的限制性理念和一体化规制模式。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困境分析与出路探究

网络暴力行为因具有群体性、煽动性、欺凌性等特征而与传统暴力行为有着根本的不同,且会带来相对更大的人身财产危害。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现象,净化网络生态环境,国家网信办在2019年12月颁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中,强调对网络暴力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刑法中有侮辱诽谤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寻衅滋事罪等规定,但是这些规定因是以传统暴力行为方式为规制对象而与网络暴力的行为特征并不兼容,在实践中难以用来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为有效治理网络暴力现象和实现对网络犯罪治理的"科学立法",应将网络暴力现象纳入相关法律治理体系中予以立体化的现代化治理,包括在刑法上将那些难以归入现有犯罪规定中的网络暴力行为,增设为网络暴力罪,以解决对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刑事违法性问题。     

税收筹划税法规制的适度性

税收筹划中各方主体复杂利益的并存、冲突和变易,集中体现为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的对立和协调,并往往导致税收筹划税法规制中的法律"失度,"进而激发税法制度及其运行由"失度"走向"适度"的变革需求。从总体上看,税法对税收筹划的规制呈现"失度-适度"的二元化状态;从税法理论上分析,这一规制状态根源于"个人营利性"与"社会公共性"的基本矛盾。国家追求税法对税收筹划规制的适度性,就是要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复杂利益关系,尽量缓解和消除这一基本矛盾,以期实现税法对国家财政权和国民财产权的均衡保护。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新的税收筹划规制分析模式,方才推动中国税收筹划规制制度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