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75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环境-经济双重红利效应的理论依据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该效应会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呈现边际递增的规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会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倒逼企业创新、促进公众消费及人才流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路径选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法律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了信息公开制度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作为事业单位的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是否应当对相关疫情信息进行公开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共企事业单位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现有的“最小存留适用”“最大限度适用”和“脱条例化”的公开路径理论均存在不同的缺陷。公共企事业单位作为一个整体对外虽然与行政机关存在相似性及差异性,但其相互之间也并不完全相同,公开主体与公开目的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及不同之处,因而无法适用统一的公开路径,需遵循“入条例化”和“脱条例化”的双重路径进行信息公开。当公共企事业单位同时符合“实质控制”“公益性”和“弱竞争性”的标准时应当按照“入条例化”路径展开,否则按照“脱条例化”的路径进行公开。     

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认同

文章从认同的整合与分化角度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进行了评述.首先从认同整合的角度回顾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公民权"和"人民"两种认同整合机制;其次,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阶层认同分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族国家面临的政治挑战;最后,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及当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双重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

在城市适应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既要接受现代文明的观念,又要了解城市的各种规则,他们对前者的接受要高于对后者的了解。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很接近城市文明,但是因为制度设置的欠缺,他们被排除在城市社会生活之外;同时,城市也缺乏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使农民工们对与自己利益有关的法律、法规的了解和认识不够,无法较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传统引渡障碍的最新突破--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传统引渡障碍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加强而不断衍化.我国近期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和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等传统引渡障碍作了不同程度的突破,对今后引渡制度的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文本的召唤性——小说《宠儿》写作艺术初探

文章从接受之维对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长篇小说《宠儿》文本中的空间形式、双重情节结构的巧妙整合、叙述语言的含蓄多义、艺术形象的丰富多变共四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而透析了这部小说无限深邃和宽广的内蕴和巨大的召唤性。     

反倾销规则的缺陷分析和修订建议

通过对反倾销判定标准存在缺陷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修订反倾销规则判定标准的几点建议,并指出用福利标准修订反倾销规则判定标准,在反倾销实践中,应该以进口国的福利为标准,参考对综合福利效应的影响。这是反倾销规则改革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路径论析——兼评董新凯《独家交易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以有效竞争为价值取向,在触及多方面的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当追求优势利益,同时也应遵循"合理规则",在进行合理性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中间层主体的作用.<独家交易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一书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活法”是什么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针对传统法学独尊“纸面上的法律”提出了“活法”概念。卢埃林认为:法律是官员关于纠纷的行为;弗兰克认为: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活法”概念向人们揭示了:影响人们行为、决定司法审判的不仅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成文法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所创之法(判例法),社会现实的其他事物,如政治、经济、道德、习俗、甚至人们的感觉情绪都对法律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活法”将“法律”概念泛化,与其他社会规范混同;法律的“意义”并非必须期待“活法”来填充,现行法(实体法)已具有“先决强制力”;官员行动并不等于法律规则本身,而只是适用法律的行为。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与中国的作用

现阶段全球经济失衡并非临时性失衡,而是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与国际分工格局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同时,由于其得到美国与东亚之间贸易—资金双重循环的支撑,具有长期性与持续性。在这一双重循环中,中国作为部分生产过程的最终聚合地和资金循环的重要中介,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短期内,由于美国“市场提供者”的地位难以改变,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对顺差国的产业转移以及“美元体制”的存在,全球经济失衡可以维持,不致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正因为如此,相关政策调整不能仅限于中美之间,需要在全球贸易与金融领域中展开多边磋商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