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还是主动的社会行动者?——中国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性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民营企业如何能够有序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制度理论研究新进展发现,在面对制度压力时,组织不只是制度环境的被动遵从和接受者,因其主观能动性还具有对制度环境的反塑作用。目前这方面研究大都认为企业家影响政策过程以"非制度化"和"非组织化"方式为主,而文章基于2002~2010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效运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式(工商联、行业协会和企业内部基层党组织),协助执政党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善和市场化改革,这一共建共治共享进程。     

虚拟品牌社区中顾客价值共创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大量商业实践表明虚拟品牌社区已成为企业塑造和推广品牌的重要场景,因此,认识并把握社区中顾客价值共创行为背后的动因与利益诉求,可以促进顾客与企业更好地创造价值。本文界定了虚拟品牌社区中顾客价值共创的反应行为与公民行为,运用刺激-机体-反应理论,结合社区调研,构建了虚拟品牌社区特征、顾客参与社区的收益对价值共创行为影响的模型,提出假设并运用有效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顾客反应行为受到消费功能、社交与自我成就以及享乐收益的显著正向影响,公民行为受到社交与自我成就收益、享乐收益的显著正向影响。当顾客反应行为受到消费功能显著影响时,公民行为并不受到显著影响;但公民行为受到社交与自我成就收益的显著影响。     

《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研究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的重要依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霍克海默批判了工具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也对文化工业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并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他认为工具理性会使人思维程式化,人类想象力丧失,事物标准化,以至于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启蒙与“复魅”的双重变奏——试论中国当代启蒙困境

启蒙主义是继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个进步思潮,启蒙主义即理性主义,主张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愚昧、专制,呼唤自由、平等、民主等,人道主义是启蒙主义的原点。中国是否仍需启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否发生效用纯属两个伪命题。从主体上讲,任何时代都需要启蒙,只是启蒙的对象、方式、思想内容要随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只有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出发,彻底反思启蒙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如启蒙理性宏大叙事、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才有望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当代中国启蒙的困境。     

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回顾

所谓船山学术身份的定性,就是把船山认定为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具体来说,是“理学家”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船山学研究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理学家(正)到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再到两种观点趋同(合,否定之否定)。前两种认识分别经历了两百多年和近一百年,后一种认识,目前正在进行中。     

民族、语言和宗教——解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三个关键词

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民族观、语言观、宗教观及其反殖民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在乔伊斯看来,爱尔兰的落后与苦难不能单方面归咎于英国殖民政策,同时必须反思爱尔兰自身的堕落。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才使得他能够最终走向世界主义,在自我流放的文化之旅中完成一位民族作家的文化使命。     

“自然历史”：阿多诺对自然的重构

启蒙理性遵循同一性逻辑。同一性意味着概念与实在的分离,且概念替代实在并拥有对实在的控制权。其结果,自我保存理性将内外自然彻底剥离,并实现了对自然的全面统治。否定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其核心即矛盾,矛盾双方具有向对立面转化的潜能。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框架内,自然并非仅指同一性所赋予的外观——历史的维度,同时也具有原始自然的维度。自然是一种矛盾的存在,而且,它总是处于历史对它的否定与抵抗中,在具有反思性的否定中,自然获得了重建与救赎的可能。阿多诺的自然理论对破除自然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对自然的理解具有观念性,且否定辩证法本身有一定的悖论性。     

互联网虚假流量行为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研究——兼评《反不正当竞争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虚假流量对互联网时代的经营者具有极大的商业诱惑性。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虚假流量行为可以分为刷单获益型和指标获益型两种典型形式。司法实践中如何规制虚假流量行为不仅面临不同请求权基础的抉择,也将直面如何适用互联网专条的现实挑战。规制虚假流量行为的要点包括：一是要基于获益模式的差异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分类规制;二是适用互联网专条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扩大解释,并适当降低其证明标准;三是应充分考虑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商业惯例进行适当引入以保持规制与创新之间的某种平衡;四是对虚假流量行为进行规制时要对消费者利益的反射性保护抱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