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重构和“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

西方理性是关注超验世界的普遍理性,它为人们提供一个严密逻辑的世界观.逻辑使法律的外在手段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但建立在普遍逻辑基础上的道德是绝对的道德,人们无法用它去规范社会行动.中国传统理性是关注经验世界的经验价值理性,不关注普遍逻辑 .没有建立起逻辑,法律的外在手段难以实现.它是多样的、相对的,建立起了能较好地用于规范社会行动的经验的多层次的道德.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必须重构理性.重构的理性必须是多样性和普遍性、价值和真理相统一的理性.在马克思的实践观基础上能建构起这一理性即"实践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具有双重品格,能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微观主体的利他行为分析

对于利他行为,人们总是站在"经济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种源于一元动机驱策两种行为的分析,将各种因利他动机而产生的利他行为也解释为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站在二元动机驱策两种行为的基础上,在理性、利他和追求团体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下,文章运用"道德人"假说来解释利他行为,并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对各种利他行为进行分析。     

传统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研究

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都有一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然而,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的种种"异常",对基于理性假设之上的经典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通过回顾传统的资产定价理论和资产交易理论,可以看到建立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型,应该是金融理论的下一个主要方面所在,该标准行为模型应该既能表达有限理性,又能兼容理性行为。     

抽象理性的扬弃与现代课程改革

知识观的演变与课程改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现代知识观具有本质主义、客观主义、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倾向。这种抽象理性主义的知识观导致了课程设置主体的一元化、课程内容选择的单向度、课程传递的知识位移性、课程评价的单一化等诸多弊端。后现代主义知识观力图冲破现代知识观所具有的抽象性和专断性,将差异性、情境性、多样性、生活化等诸多特征融入其中,从而使其课程观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

对近两年一种比较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即"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本文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认为经济学不做道德评价的说法不能成立,没有功利主义道德观,就根本不可能有称之为经济学的东西;从新制度学兴起之日起,道德问题就逐渐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经济学并不直接地或主要地研究道德规范,但它总是给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以巨大的影响;承认经济学受到道德观的制约,承认经济学有观念的倾向性,这一点也不会影响它的科学性.     

梁漱溟道德哲学探析

梁漱溟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生境界之学,它以人生可见的"理性"为内在的直接本体,以实现本体的道德人生境界为其体系的最后归宿或目的.他设立形而上本体的目的是肯定人的内在德性的真实性,论证宇宙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说明人类生命的价值和人类行为的合理性.     

"天"说

"天"的观念对于中国上自君王下及黎民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全方位、多层次地探讨古人对"天"的阐述,力图以全新的科学哲学概念对现代"天"的本质属性作新的概括,开拓对于"天"及"天人合一"社会结构探索的展望.     

经验演进还是理性建构--关于中国法律传统与法治道路的思考

世界各国的法律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经验演进式”和"理性建构式”两种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缺陷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后发性决定了中国不宜走"经验演进式”道路,而应走一条渐进的、按阶段进行的"理性建构式”道路.     

谨防走入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误区──对开发右脑的反思

有人提出“开发右脑”说,认为传统教育忽视右脑开发,要培养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右脑的开发。根据“开发右脑”说产生的背景、理论依据、大脑两半球分工说的局限性,说明上述提法是不科学的,以引起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思索。     

困境与冲突: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再诠释

就其本义来讲 ,“社会主义”起初不仅不是作为“现代化”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作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由于二者之间本来具有的对立性质 ,使得它们后来事实上的结合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是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来组织“现代化”过程的“后发外生型”国家所遭遇的一个特殊困境。正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过程二者之间内在本质上的差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