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鲠在喉难莫言——莫言获诺奖所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隐忧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释了国人的认同性焦虑,对日趋边缘化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有所提振。但是,对"性"和血腥暴力的过度推崇与放纵描绘,是莫言作品无法忽视的两大突出硬伤。这与莫言地道的农民出身有关,更与中国当代文坛普遍的反文明倾向有关,即作家们明显地排斥现代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社会规范,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因而对现代社会中那些大肆挑战或突破文明道德底线的人和事赞赏备至。莫言获诺奖,是否遮蔽了这一粗鄙化倾向?这实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隐忧。     

知识产权规范的建立与产权体系的嬗变

物权规范奠定了大陆法系产权制度的基础,知识产权理论虽始于物权理论而最终超越物权理论形成完全独立的理论体系。随着传统的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规范及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建立,"产权"便嬗变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上位概念并形成全新的产权体系。     

公共知识分子之于反话语文本中的历史意识——评J.M.库切的《凶年纪事》

《凶年纪事》是一部糅合了杂文与小说、议论与叙事的文学作品。文本中不仅存在着不同文体之间的数次互涉与交流,无形中消解了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模式,与此同时也建构起一种积极的反话语姿态,其中还大量充斥着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库切和“他的人”——C先生对于社会不公现象的审视和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支配下的理性话语的鞭挞,体现了他们深厚的时代责任感和深刻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流露出他们意图颠覆单一历史叙事和重构多元化、异质化的历史叙述的决心。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论仙话的反抗精神

中国古代特有的仙话,蕴含着一种宝贵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凡人坚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理念,追求肉体成仙长生不老,这其实是对上天命运的反抗;另一方面是修道者以及仙人显示出做人应有的高贵与尊严,与权贵斗争,争得做人的权利,这是对社会压迫者的反抗。第一种反抗,从早期的仙话到晚期的仙话一直持续着;第二种反抗,则由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没有能够很好地持续下来。仙话所表现出的反抗精神,是古代中国人极为希缺极为珍贵的品格。     

人的尊严:启蒙运动的重新定位--世界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变迁

启蒙运动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发端。由民粹主义与威权体制导致启蒙走向反启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国启蒙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中得以复兴。它和二十世纪初的启蒙相比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改革紧密结合在一起 ,彼此积极互动。所谓理性专擅 ,实际上抹煞了目的理性 ,将整个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 ,以工具理性压倒目的理性。但真正的问题是理性缺位而不是理性专擅 ,是在挑战中提升启蒙而不是否定启蒙。     

论后现代主义艺术存在方式的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艺术是工业社会发展中后现代意识的产物.作者通过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含义的阐释以及后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的比较研究,探讨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多元化的存在方式,从而进一步理解后现主义艺术这种广泛而深刻的文化现象.     

冷战后欧美反智主义思想及其实践探源

反智主义植根于北美殖民时代,在冷战时期体现出反精英主义、工具主义、反理性主义等思想内容,同时反映在欧美各国冷战政策及其实践中。冷战后,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回归,表现出复杂的思想动机,显示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等新内容,在实践中推出许多非常规和反传统举措。与此同时,反智主义还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发展性以及群体化效应。未来,反智主义在欧美各国会进一步持续,还有扩大化、复杂化趋势,在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中国要想应对反智主义,首先需要在宏观层面重新认识反智主义及其危害,其次需要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治理理念以及标本兼治的方案。     

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以现代精神传统为中心的考察

精神传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系社会正常运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在一国社会中体现为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的紧密结合,形成一股支撑社会的力量。价值体系及其物质承担者本来作为精神传统的外在彰显,在古代社会中是高度统合的。然而,自近代"五四"运动以来却遭到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政党伦理的挑战,这导致了现代精神传统偶发性的中断与紊乱。现代精神传统面临着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困境,这给型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对于其自身也构成颠覆性的威胁。虽然在现代中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但其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危机与希望并存,现代中国新文明正可肇基于此。     

农民“反行为”何以可能?——以产权认知与物的分类为视角

河东村农民中盛行的偷盗铁矿石、私自开铁矿等"反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对铁矿归属的认定上,农民的观念与法定产权之间存在冲突,即农民具有独特的产权认知。进而,这一产权认知嵌于农民在日常实践中形成的"物的分类"图式,而这一图式是塑造农民行为的深层社会文化背景。可见,农民认知与行为方式受到地方性知识与内生秩序的影响。我们必须超越理性小农和生存伦理的假定,在特定文化情境中揭示农民的行为动因,以其本土实践来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