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电影作品的女性叙事策略

李玉的电影作品体现了对女性生存状态及命运的持续关注,又凸显了在交流沟通中重建两性美好关系的渴望。从早期电影中对两性冲突与女性反抗姿态的充分展示,到依托宗教精神抚慰而实现的两性和谐,其电影叙事层面不遗余力地剖解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焦虑与渴望。一方面,女性视角成为主要的切入向度,女性被勾勒为兼具痛苦与坚韧品质的群体。另一方面,对两性关系的反思涵容了对男权社会、身体欲望甚至女性自身的诘问,由此又体现出在情感伦理层面的自我拯救。     

斯坦贝克小说《菊花》的叙事空间探析

美国著名小说家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菊花》自发表以来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受到评论界的不断好评。迄今为止,学界尚未从叙事空间角度对该作品所建构的独特空间艺术进行探讨。从叙事空间角度探讨《菊花》中围绕主人公伊莉莎所建构的社会的、地理的和心理的三重空间,揭示出主人公作为女性所遭受的性别的、身份的和心理的压抑状态。     

中国“老人自死习俗”相关历史记忆重释

中国早期文献记载了在历史上存在过的"老人自死习俗"的各种形式,但已失去了解释性。一些老人自死习俗在汉代之后的文献中始终被置于道德批判的视角下,另一些经过象征性仪式与文化解释的改变而得以在官方与民间同时延续下来;在民间历史中则不同程度保留着有关习俗与解释性传说;无论在古代文献还是民间叙事中,这些事项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性早已被割裂、打碎,甚至遗忘;借助经典人类学理论,针对文献记载和现实遗存,理清其演变的规律,还原其共同的文化本质,建立起内在的统一的解释,可导致对历史文献和现实认知两个层面的民族记忆的重新认识和改写。     

人·道德·阶级——现代叙事法则的建构史分析

人性法则、道德法则与阶级法则是现代文学普遍遵守的叙事法则。叙事法则的复杂存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艰难地探索文学创新和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勇气和使命感。而选择的无主体特性,使现代文学不仅难以理性地整合中西文化,而且也失去了建构统一的,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叙事范式的基本条件。     

现代作家的家园意识及其民俗呈现——以鲁迅、周作人、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为例

在现代文学中,民俗叙事和家园意识是作家们通常表现的两个重要主题,前者成为后者的载体,而后者又构成前者的旨归。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周作人等人,直到2、30年代的废名、沈从文和老舍等人,他们都钟情于对民俗的叙写,以此来寄托他们深厚沉实的家园意识。     

论十七年时期散文的时间叙事

十七年时期散文在时间叙事方面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时间的意识形态化、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化方法三个方面。在十七年散文中,时间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负载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符码;强调过去—现在—未来的紧密关系,遵行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把时间放置在历史进程中进行理解和认识,或者把时间与特定历史阶段进行对比,体现出一种历史主义态度。     

从“小把戏”到“大结构”--论莫言小说叙事艺术的转向

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莫言的创作充满变数。30余年来,他小说的叙事艺术经历了从“玩小把戏”到“玩大结构”的转向。莫言曾经热衷于形式实验,他用令人眼花缭乱的“小把戏”宣告了自己创作的先锋性和现代性,但随着对形式实验的反思,莫言之后的创作自觉地向民间回归,向古典小说致敬,他以“玩大结构”的决然态度宣告了自己创作的本土性和传统性。但在从“小把戏”向“大结构”的转向中,人们不难发现他小说中的“大结构”包含很多“小把戏”,可以说,莫言在向传统回归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作品的先锋性。     

论电视剧《小麦进城》的叙事伦理

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小麦进城》讲述了一个农民如何“向城求生”的故事,其叙事张力来自王小麦（乡村）与林家人（城市）不同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及相通与相融中,剧作的叙事伦理即隐含在这一系列冲突之中。这就是：贤妻良母与浪漫爱情、乡野尊严与城市偏见、草根哲学与教授智慧。王小麦以自己对人生朴素的理解、固执的坚守、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细思之,剧作的叙事伦理还存在着矛盾与偏颇。     

人物:虚构的生灵——论叙事学人物观

传统人物观关注人物的性格塑造、思想内涵,以及人物所属社会类型、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等,强调"叙述为人物服务"。而叙事学认为只有"人物"参与的事件才构成"叙述",所以强调"人物为叙述服务"。人物作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具有两大基本特性:虚拟性和行动性。人物的行动是叙述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叙述往前发展,并且促进人物的生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人物在叙述中的意义,并且从叙事学角度拓展对人物的研究:从人物的行动性出发去探寻人物在叙述中的各种功能性作用及其叙事学意义。     

试论作为叙述框架的电影叙述者

叙述者是叙事学的一个核心范畴。但在电影叙事学中,电影叙述者是否存在尚有争议。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们总结出多种电影叙述者存在的模式,如作为"电影眼睛"的叙述者、作为观察者的叙述者、作为影像制作者的叙述者;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电影叙事无须叙述者亦能展现故事。在叙述者这个问题上,赵毅衡提出了"框架—人格二象"假说,颇具启发性。电影叙述者应是作为一个叙述框架而存在并发挥功能的。关于电影叙事的研究,应紧扣电影媒介本身的特性展开,不应受到文学叙事太多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