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双重视阈及其中国意义

广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在关于"历史之谜"的唯物主义致思中叩开的新的"历史之问",它在认识论深处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立场上坚持具体统一性和灵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拒斥抽象统一性和机械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在狭义上,他揭示了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前提,亦是其再生产的后果,更是其危机扩大再生产的伴生物。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抵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而规约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防止地方的"底特律化"等具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与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人工智能开始得到开发与推广,人工智能是21世纪的新兴技术,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准则,但思维和运转力要比人类高很多倍。当前,城建档案管理当中应用了人工智能,通过专业的科学技术提高档案管理的质量与效率,改变城建档案管理现状,在档案信息的分类、管理、修订等方面都有着突出的贡献。本文对人工智能在城建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和发展进行分析,供参考。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以巴布亚新几内亚为例

在梳理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进出口贸易相互影响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受援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为研究对象,利用其1996—2016年接受援助的相关数据,构建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发展援助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际发展援助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皆能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援助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对受援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可见,国际发展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更大。同时,实证结果发现,用于反映运输成本的指标"两国间的距离"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进出口贸易会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因此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应侧重于改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以减少两国间的运输成本。     

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整体实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对于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促进我国科技发展至关重要。在我国科技发展的过程中,核心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我国综合实力的发展水平。因此,本研究便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对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文化因素进行简单的介绍和探讨,并将进一步说明核心文化因素对于我们的影响与启示。     

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研究及现实价值

马克思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之后列宁通过对该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俄国实现"跨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对"跨越论"的又一次成功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跨越论"的新发展,并在此驱动下向更高层次迈进。历史与现实证明:实现新的跨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适应基本国情是根本准则,坚定四个自信是直接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跨越"塔西佗陷阱";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