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辨旨——关于《史记》创述宗旨三种观点的现代解读

自司马迁创作《史记》以来 ,古今学人对《史记》的创述宗旨提出了多种见解 ,实录说、发愤著书说、谤书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看法。这些观点都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意蕴 ,立论各有所据 ,但均对《史记》的创述宗旨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误读。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解读 ,探析出现这些误读的原因 ,探讨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时代文化内涵 ,既可加深我们对《史记》及《史记》研究历史的了解 ,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不同历史文化心态的视角     

论蔡邕重情求真的个性对其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影响

东汉末年是汉魏文风嬗变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文人的创作多呈现出新的倾向，这种新倾向的代表人物就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蔡邕。蔡邕文学创作的新变与其重情求真的个性有很大关系，具体来说：首先，由于蔡邕个性中有重情的一面，所以其碑文和辞赋的情感描写较多，抒情色彩较强；其次，在求真的个性的影响下，蔡邕在创作方式上追求缘事而发；最后，重情求真的个性促使了蔡邕发愤抒情文学观念的形成。     

曹丕文学观的思想渊源及价值取向

《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代表了曹丕对文学的基本看法 ,是曹丕文学观的理论表述。这种观念是儒家功利文学观的继承 ,但有所发展 ,其意义能引导人们给文学以更多的重视。同时曹丕还认为人生不朽的最佳途径是著书留名。曹丕著书留名的思想 ,从创作动机上激发了文人的自觉创作热情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屈骚”释义

关于古典诗歌的早期典范之作,《楚辞》所开创的“屈骚”美学传统足以影响漫长的中国文艺发展史。对此,后世文论家和文学家不断加以阐释。文章结合历代文学、艺术创作和理论观点,对《楚辞》所开创的美学传统进行追溯和分析,指出它以丰富的理性精神开启了诸如爱国主义、悲士不遇等多个艺术母题,又以其带有浓郁的楚地特色的浪漫幻想,开启了托物寄兴的先河。这些审美特质使其绽放出与中原儒家文化既相近又相反的美学风貌。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北大"故事":不敢吹牛的回忆——黄修己《我的"三角地"》读后

著书立说,是学人的本职,而为儒林立传,却非学人余事.板凳一坐十年冷,孜孜砣砣于学术"七宝楼台"的搭建,自是献身名山事业的最佳写照,然而治学之余,忆及师友交往与学风变迁,一旦把它们化为文字,虽然属于"竹头木屑",但由于浸润了作者的私人体验与为人、为学的私密感受,往往能有更加感人的地方.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发愤著书与升华说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动力说。西方的文学动力说主要体现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中。而中国的文学动力学说则体现在“发愤著书”说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中。比较其异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西文论的异质性,对我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诗言志”在先秦的嬗变

本文通过对先秦具体作品及相关理论的分析，认为“诗言志”中的“志”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各有其特定含义，而“诗”这一文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所担负功能屯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