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魏思想到陆机的"诗缘情"

本文考察汉魏形上哲学观念和形下文学经验的演变,尝试为"缘情"说寻找内在的依据.性情论,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性善情恶"论,但刘向、扬雄提出不同的看法,苟悦详细批驳"性善情恶"论,向秀肯定"称情自然",陆机及时吸收哲学思想上的这些新成果,肯定诗歌表现人们因生活中"非性之适"而产生的个人感情.在汉代主流思想之外,遭挫折、遭厄运的文人秉承了屈原的"发愤以抒情"的精神,而且随着时代的愈趋昏乱而越来越强烈,甚至要"娱情"、"放情",陆机总结诗赋创作的这种感性经验,而加以理论提升,提出"诗缘情"说,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影响着后代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荐书录

《竹庄诗草》十二卷,清代乾隆、嘉庆间傅玉书著。傅玉书,字素余,号竹庄,贵州瓮安草塘人。出生于书香之家,乾隆三十年（1765年）乡试中举,此后屡试公车不第,仆仆奔走;十余年,才大挑得江西安福知县,后署瑞州府铜鼓同知．不足三年罢归故里,专事著书讲学,道光初年逝世。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曾朴与曾虚白的书缘情怀

曾朴、曾虚白是父子，都是曾氏家族的名人。曾朴是近代文学与翻译界的大家、出版家。曾虚白是国民政府政要、报业家、文学家、翻译家、新闻教育家。他们从小就喜欢读书，以自己的书缘情怀为历史留下光辉的篇章。他们创办实业与报刊，从事教育，著书立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有大量佳作传世。     

明清小说理论“发愤著书”说的形成与发展

"发愤著书"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起自先秦,最初用于对诗文和史著创作动因与目的把握的批评中,明代之后引入对说创作、批评领域,经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大家阐发、丰富和发展,一直在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     

"发愤著书说"平议——古代文学争论热点研究之一

本文试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加以深究,拟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从“发愤著书”到“穷而后工”——论中国古典文论的整合性

尽管有着《文心雕龙》和《原诗》这样高度系统化的文艺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论在总体的形式结构上仍呈现为散点式、非系统化的特点,但这种外在特点并不能掩盖古典文论自身所具有的能够系统化的自觉整合性特征,而这突出的在"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两个范畴中体现出来。深层透视和重新解读"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内涵,即可窥见其中内具的独特而典型的中国古典文论整合性。"发愤著书"和"穷而后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揭示了主客观因素对创作实践活动有着深远影响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它从文学活动的四个环节: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全方位对文学发生论、文学创造论、文学接受批评理论的揭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其特有的系统整合性使其在中国古典文论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因此,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今时代仍然会对其作深入的研究和现代阐释。     

论侗族歌谣的"骚味"特征

通过对辛酸与悲苦、反叛与抗争这一题义的描述,阐明了侗族歌谣的"骚味"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发愤”抒情,神通质异——屈原和司马迁“发愤”抒情比较

屈原和司马迁都有发愤抒情说。二者相通于发愤的精神,但发愤抒情又有其内在不同的品质,这不仅是个体发愤抒情之差异,更是时代精神的差异。     

“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举行

2012年8月16日,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与《云梦学刊》共同主办的“南湖藏书楼上谈著书”研讨会在南湖藏书楼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湖南理工学院、岳阳市八中、岳阳市巴陵中学等学校的师生3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南湖藏书楼楼主、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云梦学刊》主编余三定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