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西部农村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培育现状及根源分析

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西部农村中小学生的性意识成长和性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系列问题令人担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对中小学生的性价值观培育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难以形成有助于中小学生性价值观念培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在网络色情的冲击下,中小学生成长中的性道德观被网络色情扭曲和肢解,性道德认知被失控的性乱象颠覆和异化,这些现象主要根源在于性文化的无序性、性道德观的冲突性、性行为的失范性。     

究竟是“失语”还是“得语”——兼论“失语症”的解决之道

在中国现代文论建设中,“失语”现象时有发生,却不是主体;更为主流的是中西文论在遵循精神契合性、民族性、传统性基础上的“得语”。在20世纪的杜甫研究中,“人民性”“现实主义”“民胞物与”等概念的提出,显示出中国文论强大的生命力,是“得语”的明证。疗治“失语症”应该尊重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准确认清古代文论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定位,以及它在经历百年现代化历史进程之后的社会属性,较少掺杂民族主义情感,代之以学理性的分析,重新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     

关于社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探讨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综合学科,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规律和学科体系等,都正在逐步形成、建构与完善之中。探讨社会生态学的几个基本原理,如社会生态的系统性原理、和谐性原理、能动性原理、自组织原理、循环转换原理、公平正义原理、波浪式前进原理、文化多样性原理等,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简论互联网思维

互联网思维是人们立足于互联网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它以互联网技术为思维基础,以重视、适应、利用互联网为思维指向,以收集、积累、分析数据,用数据“说话”为思维特点.互联网思维是人类思维的合乎逻辑、合乎规律的发展,服从人类各种思维的共同法则.互联网思维与其他思维并行不悖,它不可能取代经济思维、政治思维、法治思维、道德思维、战略思维等等,相反,互联网思维要综合运用这些思维,或者说,要整合这些思维于一身.离开了这些思维,互联网思维就会迷失方向,走向歧途.互联网思维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树立互联网思维,对于贯彻“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发展新理念,对于实施国家一系列战略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知识——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解读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在梳理和辨析前辈哲学家关于灵魂问题论述的基础上,以实体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对"质料—形式"、"潜能—现实"问题的探究,引入了躯体与灵魂关系问题来解释生命现象,确定了"灵魂作为生命的本原"的观点。他认为:灵魂是潜在具有生命的自然躯体的第一现实。在灵魂与躯体的关系问题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灵魂的两个部分":一是使有生命的躯体实现的灵魂;一是使理智实现的灵魂。灵魂的这两个部分,既是感觉的实现又是思维和欲望的实现,形成了"灵魂作为第一重要的知识"的观点,建构起了古希腊确定的知识论。     

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对于人的诗意生存

生态存在必然诗意地寻归生命有机性的运演节律。对人来说,或者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对文学、文学对生态,都依生态存在而动,都是人的生命活动状态使然。生命有机性既是人的自然之身及感性生命的基础,又有机呈现人的多重存在关系,更需要精神性及审美化的提升,文学则是其中重要提升力量。生命、人与文学的生成及效应则依循诗意的节律,既形成整体的有效性,又显示着各方的魅力。当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出现,从发生之初到广泛影响实际都在极大地关注着人的生存问题,并探寻人何以能诗意生存。当生态批评作为文学活动在助力,必然要成就那种“有效”及“魅力”,其方法、策略及目的性追寻,旨在助推人的活动不断地融入诗意生存。事实上,生态批评的阐释、评论、理性确证及学理基质,就是通过生态整体及诗意性的综合性体验,把控生态、生命、人与文学间的诗意关系,彰显其相互促动、相互映衬的魅力。     

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

刘勰《文心雕龙》无论是对理论体系的设置,还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或是对总纲五篇的排序,抑或是用“文心”来为全书命名,均体现出一种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而归根结底,这种思维方式源于南朝礼学,所以《文心雕龙》与礼学在思维方式层面具有鲜明的异质同构性。刘勰的思想精神与立身行事体现出其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彰显出对礼学的热衷推崇,可以说进行礼学批评是其撰写《文心雕龙》的一个动机,以此敷赞圣旨,进而谋求仕进。因此,《文心雕龙》彰显出浓厚的礼学思想特色,具有深厚的礼学蕴涵,由内及外的思维方式正是其礼学蕴涵的表现之一。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