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领导干部如何树立威信——从云南省思茅市原市长谢韬的悲剧引起的思考

云南省思茅市原28岁的青年市长谢韬，上任伊始就想树立自己的威信，但由于他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果走向了反面，自己给自己造了个悲剧性的结局——因挪用公款和收受贿赂，今年初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数据

公安部近年来查处受贿案件2529起2000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立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案件2529起,立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案件564起。(《反腐败导刊》2006年第7期)发生在工程建设等重要领域的商业贿赂达15833件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年以来,发生在工程建没、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等重要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达15833     

高雅爱好掩盖下的贪婪灵魂——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天义犯罪纪实

2002年5月27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鹿城区委常委、鹿城公安分局局长王天义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判除王天义死刑。这是浙江省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受贿等犯罪数额最大的一起腐败案件，王天义因此成为“浙江第一贪”。     

从董事长到“专职情人”,贪官的爱情是毒药

正2013年10月,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在法庭上为情妇求情的新闻一经报道,引发无数网友吐槽。他的情妇名叫赵晓莉,一个30岁出头的单身女人身为两家公司的董事长,竟为了有家室的刘家坤,解散公司做起了"专职情人"。刘家坤为了不亏待赵晓莉,拼命贪污受贿,为赵晓莉在上海买房、送孩子读上海的贵族学校,涉案金额高达2929万元,创下迄今为止安徽贪官受贿数额"最高纪录"。     

事前无约定不影响离职后受贿行为的认定

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与收受财物行为之间并无时间上排列的要求,即使事前无约定亦不该不影响离职后受贿行为的认定。     

贿赂犯罪中间人的刑法处理

贿赂犯罪案件中大量存在着中间人为行受贿双方沟通撮合的情况,中间人的行为带有帮助行受贿双方,促使贿赂犯罪达成的效果。中间人介绍撮合贿赂双方的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帮助行为,不论是受请托人之托还是受国家工作人员之托进行介绍贿赂的行为都是同样一种行为,在刑法的处理上不应有所区别。我国刑法对于贿赂犯罪中间人的规定分散在多个条款之中,应当区分中间人的身份来进行处理。介绍贿赂罪法定刑偏轻,有待立法改善,此外还应当在该罪当中增加单位主体。     

单纯受贿行为的定罪研究

现实生活中单纯受贿行为较为常见,尤其中国社会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更是＂馈赠＂不菲。针对这种＂名礼实贿＂的单纯受贿现象,应从单纯受贿行为基本构造出发,探讨单纯受贿行为定罪争论、定罪比较、定罪障碍和定罪误区,进而单纯受贿行为的二元定罪模式,较为全面、体系地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和介绍。     

不一样的李鸿章——写在《李鸿章年(日)谱》再版之前

本文是为窦宗仪先生《李鸿章年(日)谱》在国内再版的序言。李鸿章作为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很长时间内,为慈禧所宠信,独当清朝内政外交之要冲。李氏所办政务,有许多是同外国人直接打交道。因此,外国人对李鸿章的活动的记载,对于了解李鸿章一生的功过是非,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主要选择该书作者搜集的外国档案、外国人日记、报告以及在华的《字林西报》记者所记载的李鸿章史料为中心,探讨了李氏一生的重大事件:戈登与李鸿章苏州杀降、处理金玉均严重失策、签订《中俄密约》的主要责任不能归于李鸿章,以及李鸿章在甲午、戊戌、庚子的表现等问题。     

浅议受贿罪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索贿、受贿的犯罪愈演愈烈.界定受贿罪与非罪需要正确分析犯罪主体与客体、确定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并对受贿罪进行合理分类.这对司法机关有效地打击受贿犯罪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期权受贿的非典型性

期权受贿的范围是由各个国家关于受贿罪的具体规定以及法律解释的限度共同决定的。期权受贿的非典型性以钱权交易的时间差为形式,以权力的扩张与延伸为本质,其在构成上的表现是主体身份的变化性、行为的阶段性与事先的明确约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