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诗经》中"哲妇倾城"的理论构建

<诗经>中有诸多哲妇形象,由此而衍生的"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的观点可谓根深蒂固,但这种观点并不符合<诗经>的实际.重新审视<诗经>文本,我们会发现,<诗经>中并无"哲妇"."哲妇倾城"的理论,完全是后世男性本住文化的体现.从文化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角度对"哲妇倾城"的理论构建进行批驳,还历史以公道,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     

《指环王》破与立二元动态性的主题展现

《指环王》是一部倡导积极人生观、价值观的奇幻作品。在《指环王》破与立二元动态性的主题展现中,托尔金对传统英雄形象实现了突破与重塑。小人物可以改变世界,是托尔金在整部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有意转变传统英雄人物原型的书写模式,不仅仅局限于外在形象的刻画,而兼顾其内心世界的建构。在《指环王》中,英雄人物的建立不仅要经历种种磨难和艰辛,更要在此过程中完成其自身坚毅品格以及对自我认知的实现。在理想化主题上,《指环王》同样也存在破与立的二元对立性。表现为,希望这一主题虽时隐时现,但始终存在并逐渐转向多条路线发展;信念的破与立在人物与情节发展推动的对比中得以圆满阐释以及真实善良美好等目标的被毁灭与重建。     

英汉嗅觉动词隐喻的共性分析

隐喻是从一个具体语域“始发域”向一个抽象语域“目的域”的映射,在这种映射中存在着一种实体对应关系。通常人们把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域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抽象的概念域上,以便于对后者的理解。这一理论可用来研究词语多义现象和语义转变。英汉语言中都存在着许多嗅觉动词,嗅觉动词的隐喻义来自实指义。映射理论揭示了嗅觉动词隐喻义的形成过程,从而有力的证明了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着相同的嗅觉隐喻。     

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回应程世和及对《荷塘月色》的原型批评

程世和对《荷塘月色》“江南情结”的分析显在的问题是:以其他“江南”诗意义的征引代替了对“荷塘”文本意义的具体阐释,以“江南情结”的笼统概括代替了对荷花象征意义的具体把握;“江南情结”分析潜在的问题是:以反映论的文学理念把《荷塘月色》看成了是朱自清对清华园荷塘的真实描写和对江南荷塘的如实回忆。这就无视和抹煞了荷花的意象形式及其所象征的情感意义。以荷花象征美人是中国文学中十分悠远的传统。朱自清写荷花正是在荷花是美人原型象征的文学传统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荷花在《荷塘月色》中就是朱自清潜意识中美人原型的置换变形。     

"大":修辞原型和隐喻认知

“大”作为分布极广的修辞原型,广泛延伸至艺术、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领域,与人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汉字“大”,是以正面直立于天地间的人的形象,指称天地人的属性。古人对于“大”的认知在天地人这一巨系统中开始和延续:天地与人互为隐喻,古人对宇宙、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审美体认交融会合,通过“大”奇妙地关联在一起。     

幻梦与原型：赛珍珠笔下的“中国话语”

赛珍珠作为一个伟大的跨文化作家,对西方的中国观曾产生巨大影响。有人认为其作品的独到之处源于自觉运用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与社会功能,有人认为源于对普遍人性的把握。文章通过历史分析指出其作品的特点在于将西方知识话语中的“农业中国”原型与美国海外扩张的“新边疆”梦想相结合,麻醉了美国读者的时代伤痛,并在不自觉中迎合了海外殖民的国家意识。     

语义联想教学法的实施与价值——认知语义学视野下的对外汉语多义词教学策略

大量研究表明,认知语义学中的原型理论在分析词语多义性方面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基于认知语义学的原型理论,提出了语义联想教学法,并在实例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该教学思路的实施步骤,论证了语义联想教学法在对外汉语多义词教学中的优势所在。     

从认知语境下的原型范畴理论视角探讨无本回译——以彼得·海斯勒《江城》两译本为例

目前,对无本回译的研究除了以具体作品为蓝本,在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得出规律性结论外,就是从规范论、文化调适和互文等角度来进行考察,还未有人从认知角度出发来进行研究。文章针对术语混用现象对无本回译概念进行了厘定,并从《江城》两译本入手举例说明了原型理论对无本回译的解释力。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