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债务重组准则变迁及比较

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可能导致债务重组活动不断发生,因而需要相关法规的规范与约束。1998年债务重组准则首次颁布,对于规范我国债务重组交易行为、保护债权人利益等起到了积极作用;2001年准则对1998年准则进行了修订,这是我国政府根据市场环境特点以及债务重组具体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的突破性举措,它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上市公司利用准则进行利润操纵以及盈余管理;2006年对债务重组准则的修订,其目的是力图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指导重组交易行为并能够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准则。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新世纪市场环境变迁与中国企业营销创新

本文从世纪之交重大环境的变迁出发,提出中国企业要转变营销观念,进行营销创新.中国企业要转变观念,从销售导向转变为营销导向;从营销产品转变为营销服务和营销关系;从以经验为决策依据转变为以信息为决策依据;小企业要有所作为,在更加分散的市场中突现自己的营销创新.在营销战略上,中国企业要着力建立以市场和顾客为导向的营销组织结构;要在公司内部确实实行以顾客满意为思考中心的战略与文化,营建顾客忠诚;要适应全球化市场的需要,做好国际营销组合中的全球标准化与当地化的协调.     

论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

本文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述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制度安排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分工出现的新趋势,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政策取向:通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有利于知识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公共政策、媒体镜像与大国成长——GPP转换下的中国媒体面相和国家治理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是一部公共政策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在“经济国家变迁”的总体公共政策（GPP）理论架构下,对国内主流报刊媒体的独特职能和政治语境进行考察,回顾1978年前后不同的总体公共政策及其影响,反思和展现新中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治理的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一个大国成长过程中的历史、现状与趋势。研究表明,作为GPP工具之一的传播媒体,一方面它反映着大国治理变迁过程中的政策面相和实践逻辑,另一方面也叙说着中国发展道路的曲折对于媒体角色及其表现的深刻影响。     

从立宪选择的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的途径

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立宪选择角度出发,指出我国前20年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依然遵循的是计划规则,市场这一制度安排并没有发挥其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特性;接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加入WTO是我国金融机构(主要是国有银行)按市场规则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转折点;而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将是一个风险释放的过程,多元化产权改革模式将是我国规避金融风险、提高银行运作效率的核心所在;在此认识上,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体系实施分层次、多样化产权改革的设想,并对这一设想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

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制度主义在经济史学方面的代表。他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制度变迁动力的多元论者,但又视人口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力。本文对诺斯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解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说明诺斯对马克思的生产力一元动力论的批评,即过分强调技术进步、缺少解释技术进步速率的理论,是缺少根据的。本文以有关史实证明,诺斯以人口增减为基本动因对所谓“两次经济革命”的解释是不成立的;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始终对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史观提供着坚实而有力的支持。     

村级协商结构的变迁与治理绩效

“威权式协商结构”既推动了村级协商的开展,又限制了村级协商的持续发展。以恩施州将律师顾问团纳入村级协商治理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现“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可以显著提升治理绩效。协商结构的变迁,一方面促进了协商行动策略的制度化,从而提升结构的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实现了主体间关系的有序调整,从而提升结构的统合水平。因此,“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较“威权式协商结构”更易提升治理绩效。对比两种协商结构可知,两者的规范设定和资源调节方式不同,权力关系配置的差异是造成此现象的根本原因。构建“专家调和式协商结构”要在尊重村民的主体地位、引入“独立第三方”、重新配置权力关系以及运用法治手段四个方面不断发力。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互联网金融的农村延伸与激励性制度回应

通过具体考察发现,农村市场上多元化格局的互联网金融是市场主体的自然选择,具有非抑制性和市场自发性的特点,以此构成了与传统农村金融的天然区别,这决定了其制度变迁模式应该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法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都认为法律制度具有激励功能,金融制度就是一个典型。而农村市场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面临着模式合法性风险、服务能力有限、可持续能力不乐观、安全性风险等多种瓶颈制约,这需要发挥金融制度的激励功能。可采用正激励和负激励两个维度来构建一个基本制度框架,具体表现为最大限度尊重市场选择、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差别化监管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