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制度变迁与“中国模式”的逻辑路径

根据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及其三大构成要素关系的理论,可将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变迁逻辑,在理论上分为“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和“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大类型。其变迁手段是通过创设式制度变迁和移植式制度变迁的交替使用来进行的。具体路径体现为：产权制度变迁、组织运行体制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三者之间的相互博弈关系及其创新过程。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变迁以“制度环境变化→意识形态变迁←→产权制度变迁→政府组织形式变迁→制度绩效”的独特路径,验证了“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其所包含的逻辑路径,正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资借鉴的一般范型。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对正义观念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争思格斯以深逮的历史视角、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强烈的现实关切对正义观念进行了科学分析.他们认为,正义是人们对现实分配关系与自身利益关系的道德评判,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符合自身利益关系的分配关系说成是正义的;人类社会的正义观念从来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充满着剧烈的变化;正义观念嬗变的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持有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正义现;无产阶级的正义现不是追运抽象的、动听的正义口号,而是消灭阶级.这几个方面前后衔接,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基本理论框架.     

试论公共产品的市场运作——以桂林"厕所革命"为例

本文以桂林“厕所革命”为例 ,对公共产品市场运作作出制度分析。事实表明 ,“厕所革命”通过制度创新改变参与各方分配形式 ,创造出合作剩余的一种帕累托改进式制度变迁。结论是 :如果采取适当的制度安排 ,公共产品是可以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供给的     

湄公河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变迁

湄公河这个名称是从英文MekongRiver一名音译过来的,而英文Mekong这个名称又是从傣泰语民族对这条河流的称呼MaeNamKhong这个名称演变过来的。如果按照傣泰语的发音来音译的话,MaeNamKhong应该译为“湄南公”。在傣泰语言中,“湄南”是河的意思,而“公(”Khong)这个词,则是从Krom或Khom这个词演变而来的。Krom或Khom是泰国的泰族和其他一些傣泰语民族对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泛称。因此,“湄南公”是湄公河的名称的含义,就是“孟高棉语民族的河”。作者认为,傣泰语民族把流经他们土地的这条河流叫做“孟高棉语民族的河”的原因在于:这个名称反映了一段湄公河流域民族变迁的历史,即孟高棉语民族是该流域的土著居民,至少是比傣泰民族要早的当地居民,而傣泰民族则是后来才迁到该河流域的民族。虽然孟高棉语民族和傣泰语民族在该流域的分布空间已发生了根本的置换,但湄公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反映这种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     

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本文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创办人英敛之及其后继者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的历史考察 ,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认为《大公报》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体现。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纸 ,《大公报》不仅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 ,而且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讨论了中国农地制度的现状、农地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导致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农地制度改革应该考虑的几个基本因素等。文章特别强调效率与公平及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在形成现有农地制度中的作用 ,指出了国家在设计新的农地制度时必须考虑的规范问题。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由于利益集团内在的利益冲动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甚至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俘获"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在分析其对实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将面临着一个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制衡与再发展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在内容上包括国家起源理论、"诺思悖论"、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国家与制度创新和国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这一理论对中国政府改革与实践的启示意义是:政府与规则的创建密不可分;要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发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发挥政府的作用,努力消除"诺思悖论";充分发挥国家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国家在产权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