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过程的历史沉淀成本效应分析

在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历史沉淀成本决策无关性的假设前提背景下,从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和财务预算约束等角度考察历史沉淀成本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为制度变迁过程确立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而弥补了原有研究的不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不完全是常态,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完全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普遍存在,历史沉淀成本很容易发挥作用,从而表明:未来越不确定,信息越不完全,资源越稀缺,导致财务预算越硬,历史沉淀成本效应越大,制度变迁过程越困难;反之越容易。由此可发现,在放松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当事人的决策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沉淀成本的影响。因此,只有当事人对历史沉淀成本的约束条件作出正确的理性反应,才能使其决策更加贴近真实世界,这对于全面认识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     

政府偏好与制度起源:以1950年代后的收容遣送政策为例

尽管学术文献里没有给出政府偏好的恰当定义,但它的确是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运用制度学派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起源的历史作出政治学的解释,可以认为,巩固政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都对政府治理城市秩序的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0年代以后的收容遣送政策及其实践,为考察政府偏好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在世俗之上:“信仰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价值

李向平认为,从辛亥革命开始的现代中国"革命"运动对当代中国的"信仰"变迁及其重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源自于民国初年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主义信仰"及其建构渐次成为"主义建构信仰"乃至"主义代替宗教"的政治思潮,深刻制约着现代中国"信仰"的建构与演变趋势。傅有德认为,与西方的信教主体不同,中国的宗教性信仰主体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一人多信"现象,这既与宗教信仰间的兼容甚至合流有关,也与信仰而不必委身的理念有关,还与缺乏终极的精神关怀有关,更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求同存异"的特点有关。任剑涛认为,中国迈上小康之路的这一变化,将四维中国的形象完整地刻画出来:"经济中国"构成中国的基础性物化维度,"政治中国"构成中国的国家—法律物化维度,"文化中国"构成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叠维度,"信仰中国"构成中国的深刻价值支持维度;四个维度相互支撑,构成完整的、现代的"中国"。     

现实关怀、理论自觉与时代变迁——李友梅教授访谈

○李老师,您求学与治学的经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历程而展开的,起初您学习的是语言,但后来为什么转向社会学这个学科?您时常对学生说是"误打误撞"进来的,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的求学经历确实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现在想来,我经历了几次人生选择,最终有幸以社会学为毕生事业,也是一种缘分。1973年,我作为外语     

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变迁初探

明代户部的初设不迟于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设立之初,户部机构简单,可能主要负责铸钱,而全国财经工作则由司农司负责;至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定六部官制,户部取代司农司,成为主管全国经济、财政的中央机构。此后,户部的内部机构和职掌几经变迁,至宣德十年(1435年)基本定型。明初户部机构及其职掌的变迁,反映出明初统治者勇于探索,为调整和完善国家财经体制作了巨大努力。     

回族经营模式变迁与国家认同研究

自明代回族基本形成以后,积极从事各种行业的经营。随着回族经营模式的扩大和深入,回族不断加强了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回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结构性融入,促进了回族的社会认同观念的变化,国家认同观念产生并不断加强。     

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中制度影响的历史分析

通过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到,不同的制度会对资源型城市产生不同的影响,而每一次制度变迁都对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产生了作用。在制度变迁中,资源赋存、生产力水平、政府干预、制度环境等因素都在影响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充分调动制度因素,建立和完善推动制度变迁的程序,对于促进资源型城市顺利转型,实现其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闽南拍胸舞的变迁与发展研究

本文以流传于闽南泉州、厦门、漳州和台湾岛各地区的拍胸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拍胸舞的历史文化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分析,运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从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深层精神文化两个层次分析拍胸舞变迁的原因。最后对闽南拍胸舞的保护与发展进行探讨,试图揭示拍胸舞传统与当代发展的关系,从而探讨当代社会中民间舞蹈发展的若干规律。     

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