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理论视野中的新时期传媒体制变革

新时期以来,传媒在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着自身的体制变革。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审视,传媒体制的变迁历程经历了"二元化"改革探索期、"市场化"改革发展期和"双轨制"改革深化期三个阶段。新时期我国传媒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和体制变革包含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路径模式,只是在改革进程中各自发挥的作用不同;促使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动力因素则为明晰产权的欲求、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变迁主体的意愿。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经营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竞争与垄断问题,使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从制度对交易费用影响的分析范式来看,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政府应该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激励政策的设计者与监督者,国有企业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执行者和引领者。同时,政府需要建立透明化竞争平台,引入民营企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效率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乡土童年记忆追溯与童年生活变迁的个案分析

童年是社会和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童年生活反映了一个时代所具有的特点。通过对童年记忆的追溯，发现80后和00后童年生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轨迹，并从童年生活的内容、童年生活的方式、童年生活的空间及童年生活体验对其变迁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进而从童年赖以生存的地域空间、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的影响尤其是信息化时代的影响等方面讨论了童年生活变迁的原因。并从个案出发反思传统童年生活和现代童年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童年生活中儿童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作用。     

现代烟草农业建设背景下烟叶生产基础设施投资变迁及其发展方向——以河南省襄城县为例

基础设施建设是传统烟草农业向现代烟草农业转变的先行条件。结合河南省襄城县2005年以来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和烟农对烟叶生产基础设施的需求状况,发现近年来烟叶产区基础设施建设活动非常活跃,烟区烟叶生产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但仍然难以满足烟农的需求。今后机耕道路、灌溉设施以及密集烤房仍然是烟叶生产基础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未来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方向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随枣走廊两周时期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以该地区出土青铜礼器为根据

随枣走廊是两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之重要地区。该地区出土的两周青铜礼器涵盖西周早期到战国,且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能够全面表现出当地的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具体来看,两周青铜礼器组合和型式的演变表明,该地两周时期文化发展的阶段性转变十分显著,总体经历了由中原文化到楚文化、再到秦文化的基本发展过程;青铜礼器组合的差异,则反映出该地区贵族社会的组织结构,表明当时该地存在诸侯、大夫、士等社会阶层。     

海外上市研究的路径变迁——兼评新时期赴美上市

对企业海外上市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国家间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企业自身的逐利需要及国家内部政治体制的变迁使外文文献对企业海外上市动机及绩效问题的研究逐步从"市场和治理因素"引入了"政治制度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冲突是企业在海外上市失败的根源。以赴美上市为参照,提出了在新时期应重视中美资本市场文化差异及政策法规比较、赴美上市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及文化差异下赴美上市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     

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演化、特征与经验——基于1978-2019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治理方略和中国经验。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涉及的领域众多,为准确提炼出其核心内容,本文基于文献关键词的主题聚类结果,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文本,通过发文时间、类型分布等计量分析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变迁总体脉络。运用NLPIR汉语分词系统对政策标题进行文本深度挖掘,根据政策热点主题和政策变迁趋势等,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演化分为恢复重建阶段、宏观调控阶段、重心转移阶段和系统推进阶段。基于多源流理论探析政策变迁中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的耦合特征,发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政策从形式、动力、主体和目标四个层面逐渐形成了突发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并存、内生性驱动和外在性拉动结合、党依法执政与政府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问题为导向创新的中国经验,为发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政策优势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