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村文学中关于苦难的多元叙写

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新世纪乡村叙事写作者对于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乡村世界有了新的体验与感悟,他们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表征的＂乡村＂进行多元化的展示,折射出自我的现代性焦虑。而这一乡村表征的特点表达首先就体现在对乡村苦难的多元叙写上。     

“本体”的进入与问题的重识——解读李洁非的延安文学研究

李洁非以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为基点展开了他的延安文学研究.他特别强调细读的学术价值,并将叙事提升为一种学术手段.他的研究由具体的历史场景、文本、作家的心路历程等诸多方面引发出问题,展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澄清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这对于拓宽延安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准确、完整地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及历史面貌,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上)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采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间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再论余华的＂主观＂现实观

〈兄弟〉的强势推出,余华再次成为小说界议论的中心.除了小说承袭自〈活着〉以来的温情叙事以外,余华沉浸在雕琢修饰语言的狂欢中,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应有期待.究其原因,小说没有超越＂主观＂现实的美学艺术,沦为形式和内容都相对平稳而并没有相得益彰的作品.     

论《水浒传》的叙事逻辑

长篇章回小说《水浒传》的事件描述头绪纷繁,千变万化,但运用法国著名叙事学家布雷蒙的叙事学理论加以分析则发现：《水浒传》的深层结构遵守着严格的叙事逻辑。这种叙事逻辑是由若干个复合序列所构成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有首尾接续式、中间包含式、左右并连式等。     

新媒体装置艺术的叙事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艺术与科技愈加紧密的联系及发展,新媒体装置艺术逐渐成为当代艺术的主要媒介形态和表现形式之一,其发展也为叙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语境.公共空间的互动装置即是一个潜在的叙事空间,也是一个双向感知的系统,有着独特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形态.文章从互动数字叙事的视角分析新媒体装置的叙事现状、叙事特征及叙事问题,以此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试析《豆棚闲话》的叙事结构与隐含作者

《豆棚闲话》以"豆棚"这个空间为主线,通过描写豆棚里豆藤的生长来展现时间的变化,以乡间各样人式为主角,在"豆棚"空间下以闲话的形式讲述了十二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在这些相对独立的故事中,叙述者不再单一且叙述视角不断转换,故事中套故事,展现了三维立体空间,形成了一个宏观的故事隐形框架。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出发,分析了《豆棚闲话》叙事结构所展现的独特的叙事技巧,并及以作者解构的历史人物形象和作者生活的历史背景为基础来分析故事中的隐含作者。     

唐人小说叙事意象的美学功能

唐人小说叙事意象的美学功能体现为其对叙事主题的凝聚,对叙事结构的贯通,以及对叙事节奏的调控,这一极具文化意味和美学意味的叙事方式,从另一角度呈现了唐代小说家“有意为小说”的主体创作意识。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