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

不同人的不同眼光 一个人从平民的眼光看世界，世界是不公平的；     

观艺术之心叩灵魂之门——重读田本相著《曹禺传》

《曹禺传》是田本相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著以其整体宏阔的结构原则,史实考订与艺术想像并重的阐释方式,注重心灵探寻的写作向度,重建了伟大作家曹禺的生命史和灵魂史。《曹禺传》所提供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透视曹禺本身,对探求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解释,以及克服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隐与忧等亦有诸多启示意义。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叙事特色

王小波《时代三部曲》以反讽的思辨从容述说着人类生存境况,对生命与人性的健康、健全的存在方式以热情的张扬。作者综合运用各种讲故事的方法,表达了一种宏观的文化现实,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好结合。从《时代三部曲》的叙述时序、叙述视角、修辞运用等方面分析其叙事特点。     

《七角楼》的艺术风格：叙事与修辞

《七角楼》创作于1851年,是纳撒尼尔·霍桑最长的一部罗曼司,也是作家本人最喜爱的一部作品,在英美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但从目前国内外叙事学层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和《红字》相比相差甚远。细读《七角楼》发现,通过采用叙述插话、直接引语、多元人称叙述等叙事策略,以及通过关键词语的重复、关键段落的重复和特定修辞意象的重复等修辞策略,作品展现出精湛的艺术技巧和对人性、人生的独特思考,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同时,对塑造人物形象、增强叙事效果、深化作品主题、激发阅读兴趣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关于做好电视成就报道的思考

文章着重探讨了电视成就报道的创新方法,在理念上提出以个性化的受众为中心、结合电视传播特点、贴近工作实际;具体方法上则提出以四个方面为突破口,即:通过个人化的视角,贴近生活;用理性思维诠释热点;用情节化的叙述,加深人们的理解;调动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增强视觉冲击力.     

中国德昂族的传说/神话与典范历史叙述

王朝/民族国家运用典范历史叙述建立认同的过程中,典范历史书写影响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在心理边界,使得包括德昂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也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王朝国家的典范历史叙述做出回应.德昂族通过在神话/传说确立德昂族先民与汉族的血缘关系,自下而上地构建德昂族与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天赋的联结",从而实现华夏化的整体认同。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川端康成的男性形象在叙述中的作用与文化意蕴

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 ,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那样引人注目 ,似乎是女性美的光彩将男性遮蔽了 ,以至于男性角色常常被视为一个陪衬 ,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似乎川端康成自己也有这样的看法。在谈到《雪国》中的岛村时他说 :“我想说他不过是塑造驹子的一个道具而已”。1对于《千只鹤》中的菊治 ,评论者也有类似看法 :“菊治象一个空洞 ,作品中其他人、风物穿过这个空洞才使他有了生气 ,甚至可以说 ,他不过是个道具而已。”2然而 ,当我们按照性别把他的人物分成男女两个系列 ,来探悉他们 (她们 )在小说叙述中各自的位置、作用及相互间的关系时便…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叙事策略和“反英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小说家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发表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也是他最负盛名的小说之一。本文从视点及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出发,探讨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独特的叙事策略所产生的修辞效果。同时以分析小说中“反英雄”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展示出资本主义消费型社会对人性的异化和解构,从而引发读者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