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古史辨派"辨析

顾颉刚将古史讨论的文章和信函汇集成册出版,并命名其书为<古吏辨>."辨"与"辩"在当时通用为"辨",<古史辨>之"辨"的意图在于辨别古史真伪,并非是一本简单的辩论文集,其实际涵义即为"辨"."古史辨派"自身的"学派"特征并不十分明显,顾颉刚也从来没有将怀疑作为他疑古学说和疑古辨伪研究的终极目标.设若仅以"怀疑"为特征看待"古史辨派"学人.则这样的"古史辨派"者几乎找不出来."古史辨派"作为一个学术思潮确然存在.但是"古史辨派"在现代学术史上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现象.如果以通常意义上的"学派"概念冠之,可能并不准确和全面.     

20世纪古史重建三大路向与《山海经》价值重估

进入20世纪后,"疑古"思潮掀起巨波大澜,自古相传的旧古史体系被冲垮。在旧古史系统垮掉的废墟上,上古史学界出现多元重建潮流。在此过程中,《山海经》作为一部"怪诞不经"的"奇书"进入学者视野,成为各派学者竞相研究探讨的对象,古史重建路向的不同决定了对《山海经》文本性质及其价值评估的不同。     

略论中华古史研究中的学术创新问题

研究历史,史识是第一位的,能够发表出人意表、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史论是很不容易的.史识在本质上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在不懈地追求真理,同时又不能不与追求民主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识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洞察力.吸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的营养有利于学术创新.当然,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治史,绝不应当有排他性,而应当兼容并包,关键之处在于择善而从之,而能否择善而从,这就要看个人的史识了.马克思主义可以教会人们分辨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共性与个性,何者是关键,何者不是关键,是两点论,而非一点论.如此之类,对处理和判断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个人的史识站到应有的时代高度,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学术创新.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评析

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对古史形成规律的科学阐述,这一理论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和实践;将某些不见于较早古书的说法视为不可靠的后起之说,视为不存在历史素地的"伪史",应是科学的;所谓"走出疑古"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试论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是中国几代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面对目前研究出现的困惑,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是意识形态话语的产物,是用欧洲历史来框架中国历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问题"。我们认为对古史分期问题作"假问题"的界定,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因此,进一步展开对古史分期问题的探讨,有着多层面的充分的价值和意义。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这套理论曾震惊一时,后来又转归沉寂,其原因值得探索。本文拟对这套理论的产生、成就和局限作出分析,以求能正确理解这套“层累造史” 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

王氏晚年的上古历史、文物与制度之研究 ,正是他早年诗学理想的展开和落实。王国维先生从哲学向史学的转变 ,其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他自身遭遇的人生困境。然而由于在这种学术启蒙中他选择的西方精神资源过于片面 ,因而在哲学中他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或将其人生困境彻底解决。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要转向“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最偏僻的领域 ,其中原委主要有二。首先 ,这是一个有“理性”的领域 ,因而它能够满足王氏作为学人之学术需要。另一方面 ,这种“理性”又是一种“历史理性” ,它与王氏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的“客观真理”也就有了很大区别 ,因而亦可以满足作为诗人的王氏之情感需要。其次 ,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对象 ,但与特别容易刺激人的现实欲望的现代历史研究迥然不同 ,这种本质上已经“无功利”的“历史情感” ,对“生怕多情”的王国维先生也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历史研究对象。这就是古史研究乃至一切上古文物制度之所以可以成为王氏安身立命之处的根本原因。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