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钱玄同、顾颉刚均是“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而钱氏曾在基本精神和具体主张上给予顾氏精心指导。他不仅一再鼓励顾氏“疑古辨伪”,并启发顾氏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而且不断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的壁垒。此外,他还从许多方面丰富了顾氏的“古史辨”学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钱玄同是“古史辨派”的灵魂人物。     

《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上下）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杨复竣先生潜心三十余年撰著的《中华始祖太吴伏羲》，分太昊伏羲传奇人生、太昊伏羲物质文化遗存、太昊伏羲非物质文化遗存三卷，从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角度，论证以太昊伏羲为首的中国古史帝王世系的形成史，太昊伏羲是“中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五方之民”的共祖，是位居炎帝、黄帝之前的中国人祖、中华民族始祖、     

试论“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承

曾在民国学界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确立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但追根溯源,它在许多方面也仍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历代学者尤其是清代"朴学"注重考据的精神与方法,直接构成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史辨运动"的崛起,也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学术史上不绝如缕的疑辨传统.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再探讨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长期得不到科学解决的原因是人类迄今对人及社会的认识还未达到科学阶段。若科学的认识了人类社会在演进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直线上升,以及社会形态的整体性排他性、抛物线式运动、后来居上、递进式跨越式、"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形似而质异、质同而形异、变革时各组成部分的次序、每一种社会形态与其"母体""子体"的关系等等社会存在及运动的规律,就会认识到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其存在及运动完全遵循着和所有有机体相同的法则;五种社会形态皆名下有实,社会之所以显现明显的阶段性,就是以一种社会形态为单位存在、演进的法则所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一目了然,秦统一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勿庸置疑。     

检讨《古史辨》学理基础的一项早期尝试

罗香林有一篇少为人知的旧文,检讨了<古史辨>的学理基础.对该文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可以看出"古史辨"学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些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演变.也可见中国史学界在思考一些史学的基本问题上,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甲午至戊戌年间西洋古史论说的兴起

甲午战后,士人变法之议在西人舆论引导下聚焦于教育改革,进而引发西洋古史讨论。时人不仅关注到近代欧美各国的古典教育,并且经由西洋古史探讨欧美政学根本,辨明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关系。讲法路数各有分别,用意皆在鼓动维新。尤其梁启超参考西方政治学院,主张"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参与多地改革书院、新建学堂的进程。这一思潮由报刊议论发端,由东部沿海延伸至内地,对清末变法思想与教育制度改革有深远影响。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

20世纪以来,中国考古界曾有过多次重大考古发现,从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上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广汉三星堆的考古发现,更是举世瞩目,其产生的轰动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谢里曼对特洛亚城址的发掘,成了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一道最绚丽的光彩。如今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     

上古史新研——试论两周古史系统的四阶段变化

顾颉刚等的上古史研究,深有影响,足资借鉴。近几十年来,地下出土文献使人们对于古书形成、古书篇章年代的判定有了新认识,对于涉及上古史的一些传世文献的形成年代有了新看法。本文利用前人时贤的研究成果,指出周人的古史系统有三次建构,存在三阶段差别,周人逐步将祖先的时代提前,最终以黄帝为祖,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中心的复杂的古史系统。此后战国时期的诸侯囯与诸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中黄帝一元的古史系统影响最大,但也出现了很多疑难。如果认识到先秦对于古史系统的构拟存在时代差别,有利于我们解决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     

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在近年开展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围绕黄帝、炎帝、大禹、尧、舜等古史人物的文化活动重新得到公众的认同和政府的承认,这启示我们重新认识并重视古史叙事的文化意义。通过梳理古史传说中用叙事所创立的部分专名,把它们看做传承群体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意识的标志和共同体的认同对象,以此理解华夏共同体在起始时期的文化建构。共同体是一个空间概念,但是它必须有自己的时间内涵和时间纵深。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同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