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先生与先秦史研究——任教山东大学期间历史观的转变和学术创新

童书业先生从疑古辨伪学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他早年已有的经济史观的思想萌芽不断发展的结果。历史观的转变使童先生的先秦史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他对"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和一些疑古论断作了反思和纠正,对典籍文字、社会历史的感觉变得更加敏锐和准确。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童先生的观点屡有变化,但在这种多变的背后有一种相当执著的不变,即他始终坚持尊重史实的原则和对先秦秦汉社会状况的基本认识。他在考察先秦秦汉社会形态时注重对古代东方史作综合研究,注重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东方"特色,显示出非常开阔的学术视野。童先生的《春秋左传研究》等著作,将史实考据与历史规律的探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周代宗法、分封、贵族大家庭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创见,为先秦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分析

"三皇五帝"是古人努力建立的一个大体符合人类进化吏及中华远古史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时序的古史体系.在古人那里,所谓"三皇五帝"主要是一种人类进化发展阶段、历程的安排与推测."五帝"恰如夏、商、周或元、明、清一样,其间既有并列发展的族群关系,更主要的则是表达按族群、部落兴旺发达的先后顺序及演变关系排列而成的一种中华远古史,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族群历史和关系,同时古人又将其人格化,奥秘即在于此.无论"三皇"或"五帝",在古人那里都不是同时并存.仅把"三皇五帝"视为几个具体的人或康熙、雍正、乾隆那种关系,它当然是伪史,但这有违"三皇五帝"的本意.也有违古人的本意.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无法成为否定传说时代历史或"三皇五帝"古史体系的依据和理由.     

试论"古史辨"与考古学的关系

"古史辨"推翻了旧的古史体系后,新的可信的古史只有建立在考古发掘所得新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当时众多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说,以古史重建为宗旨的考古学得以在中国迅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古史辨派.古史辨重在破,考古学偏于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     

汉代对于古史系统的整理

汉代古史系统观念的形成历程说明：先秦时期,基本形成了以低造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整理古史的态度．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建立统一的古史观念,是汉代史学的重要课题．汉代历史理论有三统与五行等种种形式,最后以刘向、刘歆五行相生说使原有分歧达到了统一,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史系列．     

“疑古”学说“破坏”意义的再估量——“东周以上无史”论平议

20世纪前半期,在以“古史辨”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文献批判运动的推动下,现代史学的“证据”尺度得以确立,传统“三皇五帝”的上古史系统因此被全盘颠覆,这就是胡适和顾颉刚的“东周以上无史”论的主体内容。“东周以上无史”实质上是一个历史知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内的命题,即他们认为应予推翻的并不是东周以上实际发生的历史,只是传世文献、尤其是权威经典中有关上古史的叙述。在时人看来,现存有关东周、夏商甚至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记载,天然地缺乏切实的“证据”———“直接的史料”,也就是无法“拿证据来”。既无法“拿证据来”,这些记载便自然失掉了成为真确的历史知识的基本条件。因此,“东周以上无史”实际上是一个被“证据”法则逼出来的结论。在当时普遍不信任传统典籍和历史记载的前提下,又因为实证主义史学家以探求“真实”为最终目的,严格恪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戒律,始终无法对漫长的上古历史形成全面的把握,出土材料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上古史重建工作必须冲破材料及证据的局限,建立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之上。     

丁山先生的甲骨金文考释与古史研究

丁山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考释甲骨金文主要是通过字形比较、辞例推勘、据礼俗和民族史料释字,其古史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前神话、殷商氏族方国、商周史料考证、商周年代学研究等四方面.丁山古史研究的方法是"二重证据法"在三个层面上的运用与扩大,对古史辨伪理论也有继承和发展.这些方面,我们应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文化人类学与“古史新辨”——以郑振铎《汤祷篇》为中心

针对顾颉刚等的"疑古辨伪"活动,郑振铎提出"古史新辨"的设想。发表于1933年的《汤祷篇》一文,便是这种设想的体现。在此文中,郑振铎借助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载录于中国古籍中的商汤祈雨传说进行了还原。今天看来,《汤祷篇》虽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运用异文化资料研究上古传说的方法,依然有积极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兴起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便是对这种方法的隔代传承。     

《夏史三论》与古史辨派的治学取向

本文重点分析顾颉刚、童书业发表于1936年的合著《夏史三论》,借以说明古史辨派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取向,逐次引述文中的明显错误18处,说明此文的结论和推理基本上是不能成立的。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古史传说时代”研究——《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评介与断想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古史传说时代新探》解决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难题,也为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路。其一,《新探》结合多重证据法,多学科理论,建立了新的学术思想研究原理,利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考察方法探索中华文化原点,解决古史传说时代的诸多难点问题;其二,《新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打破学科畛域分明的界限,从远古整体文化的高度,深入地探索传说时代,重构了当时历史原貌。     

《四库全书总目》纠弹“以诗法解《诗经》”发微——兼及经典与时代的互动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士人“以诗法解《诗经》”的风气严加痛斥,认为不过是簸弄聪明,终将变圣经为小品。馆臣对原本奠定天人秩序的“诗教”大义,包括讲筵启沃、引经筹今等经世内涵,均自有体会,但却因乾隆朝的政治环境而不敢正面发扬,只能抑之为“在经解中为别体”,转而在经学史梳理和考据实学上用力。民国已还,五四学人群趋以文学歌谣来认定《诗经》,仿佛晚明士人的异代知音,《诗经》最终也从一本确立价值规范的“经”典,变成吟咏性情的“歌谣”,诗教大义随之沦灭。然而可惜的是,五四学人的这些举措,并没有深入彼时社会的有机体之中,其本质是以一种否定性的目光看待自我,最终错过了从自身发现生机并有效落实他们所倡导价值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