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国学——评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中国近世的革命家和学者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重要人物,又是第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学大师。他是从固有的学术观念来保存国粹,提倡国学的。他以为国学的内容即是儒术和读经,治国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小学而研究经学。他所理解的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古文经学派的经学,其治学目的和途径是遵循古文经学派的道路。由于受国粹派保守思想的影响和古文经学派门户之见的局限,章太炎在有关国学论著里表现出复古的倾向．他不是以求真的态度来对待新资料和新学科的,由于好奇和恶新使其治国学的道路陷于困境与歧途,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留下深刻的教训,     

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对哀祭文的贡献

哀辞作为哀祭文的一种文体形式,文献记载始于东汉。随着文体的演变,至唐代古文革新运动,古文家韩愈将哀祭文作为了改革的对象．哀辞的适用范围扩大了。《欧阳生哀辞》便是其硕果之一,它对哀祭文的贡献在于：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揭示出了一条文体演变的规律,并用实践作了充分的证明,阐明了韩愈的“文道合一”观。除了中唐的社会现状和艺术审美规律的促进之外．韩愈的生死观作为他人生观、价值观中重要的一方面,与韩愈成为唐代古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关系重大。     

隋唐《大戴礼记》传习考

隋唐之际,随着《五经》新疏的确立,《大戴礼记》被冷落的命运已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大戴礼记》所见更多的是征引和利用,如议明堂制度、新修历法、改造皇家制度等。但隋唐《大戴礼记》的传习情况也表明,这一时期《大戴礼记》传本并非仅有司马贞所说的三十八篇本,或者另有传本,其中应有不见于今本的《祭法》、《曲礼》等篇。     

经学的神学向度与博士经典性格的消解

在政治和权力的驱动下,汉代经学逐渐释放出影响政治的学术能量.被汉代政治所役使的汉代经学博士,在自我润色的经学传播过程中,不自觉地趋向繁琐的经学阐释.纬书和图谶伺机侵入经学的道统之中,为倾听神意的统治者所利用.特别是白虎观会议,踊跃于神学救赎的汉代博士将谶纬置于"国宪"之中,确立了经学的神学地位,为东汉政治涂抹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汉代博士的经典学术人格被消解,呈现了神学依赖的倾向.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创作深有影响。古文经学不为章句之学．追求简明的文风,消解了长篇巨制,文学创作也由繁趋简。古文经学不谨守家法师法,讲求兼通,能博采众长,故古文经作家能够出入经史,表现题材也包罗万象,几乎无所不至;而且作家的思想也不为经学所拘,开始表现内心的情感：同时,古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成分极少,这在客观上增强了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这在政论散文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同样的光芒在汉赋和诗歌中也有体现。     

论柳宗元的"化骈为散"与古文形式的确立

古文形式的确立依赖于韩愈、柳宗元对文章形式的革新.柳宗元少学时文,受六朝、初唐骈文影响颇深,其古文"化骈为散",即化对句为散句,骈散结合,化典雅为通俗,不用或少用典故,化简单的对句为散句长联,将骈文的声韵辞藻方面的特点运用于散文之中,化骈文声韵为散文声韵,使散文一样具有声韵美,多用虚字,形成新的文气.柳宗元之所以改革文章,并取得突出成就,是因为他对骈文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同时也是因为他在贬谪中试图表现自己的才智,以引起朝廷的关注.     

王岱舆经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岱舆是明末清初的回族汉文译著家和经学教育家。在中国伊斯兰教由衰微走向进一步发展之际,王岱舆开始著书立说,实现他以儒解经、伊儒相通,立志发扬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使命。王岱舆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现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学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围绕宗教教育思想、人性教育思想,以及慎修教育思想,对王岱舆的经学教育思想进行了述评。     

论明末清初的“以小说为古文”

以小说为古文是明末清初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现象,渊源自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厌常喜新,慕奇好异"的思想作风;在艺术形态上,它呈现出描叙细腻生动、破体及以怪奇为韵致的美学追求。这一文学现象的出现,带来了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中国散文表现手法、文体形式、内容风格以及美学形态上的变化,极大地丰富了古文的艺术表现力,是古文在艺术与美学上的一个巨大创新。     

经学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

经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主流学问,不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也提供了基本的文化价值范式。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生,既与经学的价值起点重合,又在具体的文本存在方式上与经学和史学共存。经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小说审美功能的发挥,限制了小说作为文学艺术的独立存在。小说文体观念、创作观念的成熟,是建立在经学价值基础之上、以史学为中介最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