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陈国桢和他的越窑青瓷世界

有一年回故乡,余姚市的一位领导向我推荐了当地著名的＂收藏大王＂陈国桢。这位＂瓷痴＂先后收藏了6000多件的越窑青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越窑青瓷博物馆,馆内陈列的400多件高古青瓷,上至西周下至北宋,并且出版了从藏品中挑选的有代表性的＂越窑青瓷精品500件＂。     

试论古巴比伦王国的商业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商业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原因与两河流域的自然状况、农业与手工业的进步、国家政策的保护有密切的关系。其特点主要表现为商人地位高、通过法律对商业行为进行规范、高利贷盛行等方面。     

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古语素义

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古语素,由于语素义相互影响、词义变迁、古语词留存等原因,古语素义日渐陌生化。本文从古今汉语的实例出发,分析古语素的特征、类型,探讨古语素义陌生化的原因。     

从牙璋看我国商周时期东西部文化的交流

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频繁时期。以四川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向周边乃至东部的边远地区逐渐扩散。地处东海之滨的福建地区当时活跃着古越族的重要支系闽越族,在古蜀文化渐进的历史进程中,这两支区域文化互相交融,在东南乃至福建地区形成若干地方特色。在闽越族曾经活动的漳浦地区所发现的牙璋等文物,成为古蜀文化与闽越文化频繁交往的实物见证。本文从福建与四川两地出土牙璋的异同点出发,论证商周时期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传承。     

禅宗语录与唐传奇——以《离魂记》、《柳毅传》为中心

《离魂记》、《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在两宋及其后的禅林中也广为流播,并以各自的关键情节倩女离魂、柳毅传书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禅宗话头或公案,进而又产生了不少颂古之作。就两个话头公案的生成而言,前者与士大夫的参禅密切相关,后者则代表了下层信徒的悟道路径。至于颂古之作,大多属绕路说禅,即主要用遮诠法。     

论古英语诗歌中荒野景观的文化内涵——从亨利·列斐伏尔的后现代空间理论谈起

将古英语诗歌中的荒野景观置于空间理论视阈下考察,它们呈现出多层次含义:既表现为《贝奥武甫》里与文明空间的对立存在,也可具象《流浪者》等抒情诗歌中人物内心的荒凉,还在《古特拉克A》等宗教性诗歌里体现为人物发展的阈限阶段。这些个人、社会、宗教方面的指涉意义折射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传统合力作用下人们对社会关系、身份构建和家园概念的认知,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蕴涵。     

“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盐业契约论(三)--盐业投资契约的法律思考

四川井盐生产经营历史久远,分布广泛,反映盐业生产经营的盐业投资契约种类多,内容十分丰富,在我国盐业文化和法律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盐业投资契约所揭示的投资方式、经营模式、风险责任的负担等内容和特点,对于今天的投资领域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歙县会馆物语

我们这里所说的“歙县会馆”,是指明、清时期建在北京的歙县会馆,而同时期歙县也在武汉、扬州等好多地方都建有会馆,则男当别论;我们之所以要在诸多会馆中,特别对“歙县会馆”加以专论,不仅是因为歙县是古徽州的第～大县、是古徽州府衙的所在地,而且更因为“歙县会馆”最具徽州会馆文化特色、已经成为中国会馆文化研究界公认的“标本性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