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新闻业的技术方案何以失灵?--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可感知创新属性”分析

区块链技术在范式创新的意义上激发了对新闻业前景的乐观想象,区块链新闻初创公司作为“颠覆性创新者”,形成了与成熟媒体机构完全不同的创新路径。本文以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可感知创新属性”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初创公司Civil的创新历程及其潜在采纳者在决策中可能感知的综合信息氛围。研究表明,Civil在商业和专业方面带来相对优势的感知是模糊的,甚至是高风险的;激进的创业文化与遵循制度化、常规化业务逻辑的传统新闻业存在相容性上的障碍;过于复杂的运行机制和购买流程大大降低了创新的可试验性和可观察性,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潜在采纳者对其创新属性的负面感知,进而使这种强调采纳决策相互依赖性的交互式创新趋于失败。     

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倾向简析

审美主义是在近现代西方出现的人生观、世界观和艺术观价值取向上的审美一元论思想 ,受其影响 ,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具有美学化倾向 ,在审美体验论、审美感性论、审美形式论、审美超越论、审美本质论等理论环节上显示出审美主义之审美一元论和感性本体论的倾向。反思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审美主义局限 ,对于推进我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人和一张报纸

1926年4月26日,《京报》社长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大街南端的天桥刑场遭北洋军阀杀戮,年仅40岁;同年8月6日,《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枪杀在天桥刑场,年仅52岁。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存环境。面对黑暗,各人态度不一。本来,他们都可以躲过被枪杀的噩运,只要笔下留情,随遇而安一些,无论是报社还是个人,都会活得很好。然而,他们偏偏要做捍卫正义与坚守良知的报人,偏偏不畏死。一个倒下去,前赴后继,又有第二个、第三个勇敢地站出来。行尸走肉地苟活,不属于他们。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由封闭阐释走向开放阐释——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原文与译文"、"可译性"、"忠实"等诸多的翻译思想.本雅明的理论否定了读者的主体地位,指出译作不可能绝对忠实于原作,译作和原作具有同等的地位,对传统翻译的忠实观和"原文至上"的翻译原则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本雅明的理论为我们理解翻译和进行翻译实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论国家责任的可归因性

国家责任是国家因其行为违背国际法义务或造成跨界损害后果而承担的国际责任。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责任制度也在不断演化。一直以来,虽有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学说之争论,亦有行为违法或损害后果要件之区分,但国家为且仅为归因于该国的国家行为承担国家责任,即行为可归因性是一国是否承担国家责任的核心问题。而行为是否可归因于国家,其关键就在于行为本身是否含有国家的意志因素。不论是以行为违法性为要件的传统国家责任,还是以损害后果严重性为要件的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产生的新型国家责任,只要行为含有国家意志,履行国家职能,国家责任即成立,反之则不应成立。对于工业事故这种意外事件,不存在国家意志,国家责任不成立,但国家可基于道义承担适当补偿责任。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线性变换可对角化条件的一个新证明

文章推广了文献[1]中的一个已知结论，利用此推广的结论和其他条件，给出了线性变化可对角化条件的一个新证明。     

论国际法治的可裁判性原则

可裁判性是国际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通过考察可裁判性在国际法律实践中的应然和实然状态,国际法治仍然处于进程之中。国际司法民主是推动国际社会中可裁判性充分实现的基本途径。     

公司与社会组织:组织管理的可通约性

基于对公司性质的政治学理论考察,本文在组织比较的视角下,认为公司与社会组织在组织层面上的财产权属性、治理结构、社会责任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即组织管理具有可通约性。因此,公司可以作为社会组织建构统一的法律规制体系的重要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