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认为语言存在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而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语言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     

《诗》时代长江文化意义生成与意指可及

《诗》时代四百多年,江汉之域南国之土得“由北向南”王化风气之先“由内而外”合力驱动,从而自商末周初《二南》至《江汉》宣王中兴直至整个时代终结,得以渐进孕育日常人文风尚的同时,同步实现周邦国与楚为代表诸多地方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无论日常文化涵化还是文化精神强化,其直接后果都是区域长江文化的无限意义生成与不朽价值凸显。但是,这一意义生成和价值凸显,并非长江文化所在时空全称性肯定,在时序差异与区域隔离的更大长江流域范围内,异域文化形态同样异彩纷呈,所以长江文化观念及长江文化本身,都存在意指可及的存在限制。《诗》及其关联文献足以说明,其可及性在定位时域内,始终处于混沌性可及、边缘化可及和区域性可及状态,也就是从属于地域而非流域的想像力思维梯级。正因为如此,历史语指有效的集合态陈述必须尊重这一前提,亦如现实语用重拟的聚焦态长江文化保护与开发命题,其价值实现必须充分获得存在性命题转换的逻辑自洽。     

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感性维度探析——基于马克思劳动哲学的视角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是人之成长的必要途径,构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是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存在的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与不会劳动的现象集中反映出劳动教育的弱化与困境。其中的根本症结在于当前劳动教育中对劳动教育感性维度的遗忘,即忽视了劳动作为一种感性活动,它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是人的生命自我实现的基本方式、是人追求自由的根本途径。因此,摆脱劳动教育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唤醒感性在劳动教育中的作用。新时代劳动教育立足于感性维度,将劳动教育的开展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坚持劳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从而全面提升人的劳动价值意识、劳动精神面貌及劳动技能水平。     

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刑事诉讼中,品格证据不仅涉及证据的相关性,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还涉及证人的交叉询问规则以及在特殊案件中对被害人的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等问题,因而其规则本身极为分散、复杂。笔者通过简介英国刑事诉讼中的品格证据规则以及2003年《刑事审判法》对品格证据规则的修改,以期对建立我国的品格证据规则有所启示。     

浅谈在思维运动中实现抽象向具体的转化

人类认识世界进程的三个阶段即“感性具体—思维抽象—思维具体”。通过对思维具体这一思维综合体从抽象和具体的统一、普遍与特殊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进行了理论探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使人类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充满主体的自信。     

浅析《红楼梦》中服饰词语的翻译

服饰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古到今,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着手,对其内在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探究,并与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进行了对比,从文化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角度出发,揭示出文化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与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

自笛卡尔创立现代形而上学以来,首先体会到超感性世界的本质性崩塌并把它道说出来的是费尔巴哈.他以"感性"的存在论纲领与超感性世界对立起来,并把对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整个哲学一形而上学的批判.然而,由于费尔巴哈的批判仅只与"作为神学的哲学"处于外部对立中,所以它最终又复归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中去了.就最终结果而言,施蒂纳以及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命运大抵也是如此.马克思存在论革命的核心之点是"感性的活动"(即实践).由于它彻底洞穿了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所以不仅整个地改变了存在论设定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而且为对超感性世界神话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马克思而言,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历史科学"都是从其深刻的存在论革命发源的.     

原初状态：论正义的原则——对原初状态普遍性和可验性的批判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为了推导出两个正义原则而定义的一个公平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选择过程。无知之幕是原初状态最显著的特征。这层幕迫使人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遵循以下的原则：一是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的天生资质或者社会环境而处于一种事先有利（或者不利）的地位;二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只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三是个人倾向和偏好不会影响决定。     

从理性假设到感性回归——社会学权力理论的微观基础转变

权力问题是研究社会秩序时的一个重要问题。从韦伯到科尔曼,再到布迪厄、福柯,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权力的研究经历了一场微观基础的转变。从最初纯粹理性人的假定,到后现代理论中对行动者感性选择的回归,当代的社会学权力理论超越了权力的理性假设。权力也由最初的抽象权力,扩展为具体、真实、可感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