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径向BML-DEA模型的地区工业环境绩效测度

本文结合BM方向距离函数、非径向DEA模型以及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的特点,发展了一种非径向BML-DEA模型测度环境绩效,并对中国30个省市1997—2011年地区工业环境绩效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地区工业环境绩效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善;中国最发达的4个省市——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的工业环境绩效的年均增长幅度最大;3种污染物处理对工业环境绩效增长的贡献较为均衡;不同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及其分解成分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工业环境绩效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效率增长速度略低于中部地区。因此,各地区提升资源的有效利用水平迫在眉睫。     

判断聚合的可接受性问题研究

重点讨论群体决策的理性可接受性问题。在以讨论"可行能力"为核心的理性选择理论范畴下,提出了一种群体理性可接受性的概念,它既避免了将群体作为个体抽象物进行重建的弊端,又对经典的群体判断聚合困境提供了比较合理的解决途径;但同时发现,这样的群体理性条件导致一些违反人们群体决策常识的问题出现,比如,它为少数决定制的群体决策规则做出了合理性辩护。进一步刻画群体决策规则合理性和群体决策结果合理性之间的不一致性,对于判断聚合理论、协商民主理论,以及如何在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实现共识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可行能力视角下资产积累的社会救助政策探讨

在可行能力视角下,贫困已经扩展为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复杂概念。建构有效的社会救助政策机制,以帮助穷人提高可行能力,有助于穷人在财产积累过程中改善经济生活。这一政策体系体现了现代社会救助理念的重要转变,即由维持消费到促进发展的转变。     

超越福利国家:自由发展观的考量与审思

福利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在创造神奇的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危机与挑战。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致使福利国家陷入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西方学术界的左、中、右三个学派均从各自角度对福利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福利改革重组方案。这些思路对于福利国家的基本内容和根源考虑不足。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重新审视了人类的自由与平等问题,为福利国家的福利理念、福利内容和福利提供机制的反思提供了本质性的启示与参考。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应该在坚持国家福利作为、深化福利内容创新、积极培育福利主体三个维度上有所作为。     

不平等之再检验: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民工福利

本文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可行能力不平等,研究了农民工福利和不平等的关系。利用2009年上海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福利分类模型的框架下对农民工福利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可行能力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民工福利水平存在负向影响,但针对不同农民工群体,其影响效果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可行能力不平等对高收入群体的福利存在显著影响,对于第Ⅰ类农民工群体,可行能力不平等对其福利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第Ⅳ类群体的福利则存在负向影响;且可行能力不平等对第Ⅰ类和第Ⅲ类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负调节作用;(3)收入不平等严重损害低收入低可行能力农民工群体的福利,而对高收入高可行能力群体福利的影响则不显著;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第Ⅱ类和第Ⅳ类群体)农民工的收入和福利关系存在显著的正调节作用。因此改善可行能力不平等、缩小收入差距对保护农民工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中职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显得越来越重要.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我国中职教育中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文章从宏观上分析了中职教育存在的两大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策略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工程的实施,首要的是构建一个由立法体系、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咨询体系和公众参与体系组成的文化权利保护平台.项目式保护是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工程的可行途径.     

奇异方差投资组合的可行边界

本文讨论当n个基本资产的收益矩阵奇异时,它们的投资组合的可行边界,得到了在不同情形下相应边界和边界组合的解析表达式。     

绿色增长下的扶贫政策取向——国外近期文献综述

目前国外在绿色增长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涉及绿色增长政策的核心维度、机制障碍以及关注要素。当中国进入到"后贫困"时期,以单纯收入增长为导向的扶贫政策将不再符合绿色增长趋势。虽然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仍然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如果不将新的评价机制作为评估减贫成效的关键,就不能确保绿色增长下扶贫成效的切实性、有效性。特别需要明确的是,扶贫作为一种强有力地增加当前贫困人口应对生态变化风险能力的重要政策举措,贫困人口不应该被要求承担过多的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本,而全面推行合理、合法、合规的生态补偿政策将成为两者协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