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金融改革及其启示

要本文在分析台湾实行金融改革动因的基础上，概述了台湾金融改革的内容，评述了台湾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目的－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构想，并就这一改革给大陆带来的启示作出了思考。     

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

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标志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和长达38年的“戒严”独裁统治是台湾民主化的特殊背景;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经济上和阶级上做好了民主化的准备,祖国大陆和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也影响了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在决定台湾民主化启动的诸因素中,晚年的蒋经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是民主化的“第一推手”。“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是台湾民主化的导火线,促使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下了最后决心。     

林业建设的新任务 学科发展的新方向——首届“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总结

2005年9月24-25日,由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首届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开.来自东京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林业局中南规划设计院、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北京林业大学等单位的林学、生态学、历史学、哲学领域的60多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北京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吴斌教授出席开幕式并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日本林学会原会长、东京农业大学的箕輸光博教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蔡登谷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陈晓阳教授等.     

客家人在台湾政坛的“副首”角色——兼谈李登辉的族属问题

客家在台湾是人数仅少于闽南人的第二大族群,其政治热情及其表现一直令人瞩目。耐人寻味的是,历史上台湾地区不仅最高领导人无客家人担任,连最具权力或重要机关的最高长官也几乎一直由闽南人和外省人包揽,客家人只担任了其中一些副职。这种现象无论从客家在台湾的人口比例及其政治热情来衡量,还是与中外政坛相关事相相观照,似乎都不可思议,因而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论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清统一台湾后，康熙消极地防守台湾。到雍正时期才转向积极经营台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蓝鼎元是这一转折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一转折中，蓝鼎元对台湾海防的地位及设置，台湾经济开发、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的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为清王朝制定对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直接或间接为清统治者所接受；他是从清初统一台湾的施琅到清后期全面振兴台湾的刘铭传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台湾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我是我自己--论张抗抗笔下女主人公渐进的自我意识

文学的空前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女性作家,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张抗抗走过了一条线条分明的道路,从作品中“女奴”情绪的抒发,到女性自我的发现,再到人本我的展示,她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女性角色置换的全过程:贤妻良母(人) -自立的女性(女人) -自主的人(个人)。     

《女勇士》中的理想男性气质探究

《女勇士》是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品,讲述了几位具有不同背景的华人女性的故事,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父权制提出了批判.基于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考察书中男性形象的男性气质,为汤亭亭对父权制的批判提供了独特视角.分析书中男性人物形象,探讨汤亭亭所批判的支配性、共谋性、多面性男性气质以及她所构想的双性同体的理想男性气质,可以揭示出汤亭亭对男性挣脱父权规约的鼓励态度,以及期待构建理想男性气质、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愿望.     

《说文解字》“女”部字及其文化内涵

《说文解字》是我国析字形、解字义、辨读音的文字学专著。本文在对284个《说文解字》中“女”部字及女性文化相关字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依据《说文解字》中“以类相从,以义相贯”的分类原则,建构“女”部字分类体系,将其分为姓名、称谓、婚嫁、女性价值评判标准、中性字五个类别;通过《说文解字》与《现代汉语词典》中“女”部字对比,研究“女”部字形义变化;探讨“女”部字中反映出的古代女性主流社会地位和古代婚姻制度。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