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百家将为天下一——《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意义辨析

诞生于百家争鸣氛围中的《荀子·非十二子》,并不止于批驳某家某派的学说,而是对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十二子进行了系统的批评,甚至对同属儒家的子张、子夏、子游之流也进行了辛辣讽刺,其目的在于,实现学术的天下一。《非十二子》将天下的一统和学术的一统结合起来思考,采用一套政治话语策略来考量、批评诸子,反映了战国末期百家将为天下一的趋势。《非十二子》的学术史价值在于看到了天下学术将一统的趋势;在于看到了一天下学术必须以一天下为基础,换言之,看到了意识形态的一统需要有国家的一统作为保障。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明代志怪小说编纂的动机与体例初探

明代中后期迎来了文言小说汇编的兴盛局面,其中专收及兼收志怪小说的总集、类书、丛书就有约八十种。这些志怪集汇编者的主体是士阶层,其编纂动机体现了鲜明的士人主体性特征,如将志怪纳入格物、求道、致用的大框架;博异考证,探究未知领域;立象以寄意,托物以矩俗等。其动机的践行,一定程度上依靠所选择的类书体、主题分类体、编年体、分类与编年混合体等编纂体例。明代志怪小说汇编的文本特质与中叶以后复古思潮的盛行、西学的传入、士风的转变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精神与现代青年人格构建

中国古代士人是当时的社会知识群体,士人精神对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青年是现代社会的青春力量,其人格特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甚至会左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趋向,因此,现代青年的人格构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正是试图从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中找寻对现代青年人格构建有益的因素,搭建二者的联系,更好地构建青年人格,使现代青年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狂者进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

汉语中“狂”字多有贬义,但从孔子开始,狂便获得了积极的高级精神形态的含义。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集解引包咸语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邢疏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知进而不知退;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①朱熹《集注》：“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所谓“狷者有所不为”,笔者有另文讨论。本文探讨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这种“狂者”,富于淑世精神,执著追求修身治国的理想,不屈不移,不夺不悔。这是一种智慧心态,是一种高尚的人…     

从《北梦琐言》看晚唐落第士人的心态

科举题材是《北梦琐言》的一个重要内容。孙光宪在笔记中揭示了部分落第士人的心态,凸现出晚唐科举制的弊端,为后人研究唐代科举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极具认识价值。     

改革始于心灵:金斯利的文化观

在现存的关于文化批评的专论中,金斯利很少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来研究。更令人遗憾的是,他还多次被划入非利士人——即阿诺德当年称作与文化为敌者的范畴。事实上,非利士人所崇尚的,恰恰是金斯利所反对的,这种对立的根本缘由可以从金斯利的文化思想中找到。金斯利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不过,在改革的起点问题上,他所持的观点与当时的大多数改革家不同。他始终抱有一个信念,即改革始于心灵。这一信念构成了他的总体文化观的灵魂。     

“大礼议”与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蜕变

嘉靖大礼议以还,专制皇权的高度强化、社会文化和思想禁锢的加剧与经济发展、繁荣之间存在的错位,导致了明代中后期知识分子与君主间的严峻对立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急剧分化。士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受挫,转向建设和享受日常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使人得以正视自己的身体、欲望和个体生存。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对国家前景、社会事业的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