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台阁派形成

明代前期文坛,台阁派是一支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其成员多是官居台阁的官僚文人。关于明代台阁派文人的创作,古今批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通过认真分析台阁派形成的原因,它的形成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和明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他们应对时代挑战策略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总之,台阁派的诗文创作是他们生命意识的曲折反映,对于我们认识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略论士人知识群体的形成及社会属性

春秋战国时期 ,士人知识群体形成 ,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 ,代表战国多元文化发展的士人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冲突 ,秦王朝的焚书坑儒 ,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就是冲突的表现形式。西汉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 ,将士人群体置于专制政权设置的规范之中 ,士人群体的社会属性在此时基本确定 ,其社会生活表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 :创造和传承文化 ;追求个性独立 ;注重道德修养、追求人格完满 ;积极的用世思想。这些特点成为士人群体与其他阶级、阶层、社会群体的基本区别     

晚明士人旅游观念新变

晚明士人热衷于山水游赏,且游之盛历代少有。这种现象与士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价值观念的改变及现实的缺失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之相适应,晚明士人旅游观念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推崇境缘人胜;注重悦情适意;追求奇美意趣,反映了士人主体意识的自觉性、生活取向的自适性和山水观念的感性化。     

汉武帝时代的文化特色与散文风貌

武帝时代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就。这些巨大的成就锻造了其时士人开放的胸襟、雄大的气魄以及积极事功的心态。与此相应,此时散文创作亦表现对大一统盛世的赞赏、维护以及总结、归纳、综合的特点和雄浑壮大的气势、格局。这种创作特色正是其时散文区别于其前其后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     

虚与实: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

在传统社会,士人面临科举竞争、生存困境等诸多问题,在精神层面难免产生一定压力。而神授托梦的虚构意境,对士人的理想具有一定的指引性。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神灵所点拨者多是一些符合忠孝节义道德标准之士。因此,宗教信仰中的虚与士人生活中的实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儒家思想之外,那些释道思想虽含有宿命论,却也在士人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脱现实的人生构造。     

庾信由南入北后的心态变化分析

庾信42岁出使北朝后，便羁留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北朝的人文、社会及自然环境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后人评价“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诗赋动江东”。从他的心态变化原因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诗赋有更深入的理解，也可以体会出整个由南入北的士人适应北朝生活环境的心态变化。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涵,解决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传达天命的使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之“德”,并成为“明王”的预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凤凰的知识和信仰被转换、改造,用以建构和形塑理想士人人格。孔子将“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将“德”由政治面向的君王的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的德性,将天命转换为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同时将凤凰出现与否和君子的穷通联系起来,将其形塑为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的形态与仁、义等德目的对应关系随后也被系统地建立起来。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没有超越周初的天命观,而且,他极其关注士人的人格,张扬凤凰被放逐、被囚禁以及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透露出士不遇的焦虑,这得到了宋玉的发扬。汉代士人则基于时势的体验,主张“知命”、“委命”,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新君子人格,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基于环境判断或远翔或降临的凤凰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凤凰虽被不断形塑为不同内涵的理想士人人格,但都潜藏着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不遇焦虑的...     

“通儒”概念演变与中古士人身份的转型

通儒在古代文献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最早在汉代提出时带有通经和致用两方面内涵,可惜在尊经崇学的中古时代很少有大儒去践实和发挥其中的务实之举。安史之乱以后,在盛唐文儒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中唐士人既有博通经史的学识,又有入世救民的儒家理想和美德,在特定的时代用自己的政务能力支撑起通儒识时务、达政体的特征。中唐通儒把思想层面的道统复兴和现实意义中的强国之愿统一起来,承担起礼制重建、经济重振、文化重整等方面的重任,在政治文化转型和士人身份转型上开启近世之变。     

论“士人公共空间”及“子学阐释”之特征

“百家争鸣”是先秦“士人公共空间”的产物。处于君权系统与庶民阶层之间的士人阶层具有与生俱来的“中间性”特征,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他们言说冲动、言说能力和言说自由,共同的文化传统与现实关怀则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可能性。这些都成为“士人公共空间”形成的必要条件。正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百家争鸣”才成为可能。支撑这一“公共空间”的“公共性”或“公共理性”表现为士人所共享的文化传统给予他们的文化常识和共同的现实问题所导致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共识。但由于他们对“道”的理解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所以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具有否定性特征。这就意味着,从阐释的特征来看,诸子之间的相互阐释基本上是一种否定性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