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兰台令史”的多重职能

"兰台令史"是两汉一个具特殊性的职官,在西汉,它地位卑微,不被重视;到东汉,却位卑职重,于汉明、章两帝时大得彰显。在政治上,它在帝王与群臣之间行使"监察"和"上传"的基本职能;在文化上,它推动了汉代文字的统一规范,对汉代文献典籍的整理保护意义重大;它的群体性创作,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形式,是汉代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台令史"这一职官在特定时代下的多重职能,为我们了解两汉时期文官的变迁提供个案参考。     

试论年鉴条目的创新

信息是年鉴条目的基本组成要素,所以说,年鉴的条目创新实际上最本质的就是信息的创新,而信息创新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创造年鉴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所谓创造使用者信息需求,是指年鉴以丰富的信息资源为依托,不断     

中古史书词汇与语文词典的编纂——以《汉语大词典》书证为中心

书证是语文词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古史书词汇在语文词典的书证列举中具有极高的价值。充分挖掘中古史书文献,可以弥补《汉语大词典》中出现的始见书证过晚、书证跨度过大和孤证等不足,使其臻于完善,在阅读和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明的心智，不凡的史书——评苏克拉提及其《教会史》

苏克拉提是继优西比乌之后心智最开明的古代教会史家。他的《教会史》涵盖了从305年至439年共134年基督教官方化最为关键的时段,从而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一手研究资料。该作品不仅反映了作者具有丰厚的古代文化涵养,而且揭示出其拥有容纳异言异行的伟大胸襟。作为一名具有理性头脑的教会学者,他在融合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过程中,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持君主事功与教会事务并叙的原则,这便使得其作品大大超过了狭义教会史的界限,变成了一部政教并重的历史,这一点是优西比乌、苏佐门及提奥多雷等同名作品所不及的。他坚持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原则,体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基本品格和素养。其作品文辞简朴平实,用语雅而不涩,俗而不粗,可谓雅俗皆宜,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教会史杰作。     

与时俱进 铸造精品—对《云南经济年鉴》创新发展的思考

《云南经济年鉴》执行总编许太琴《与时俱进 铸造精品——对<云南经济年鉴>创新发展的思考》一文,从对框架结构、篇目内容和编撰方法的调整,更加注重年鉴的专业特色和装帧版式设计等方面,介绍了2002年卷《云南经济年鉴》在改革创新上所进行的探索。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关于年鉴创新的随想

创新是年鉴永恒的主题。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事物只有在创新中发展,在创新中生存,不断地与时俱进,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年鉴作为一种出版物,它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年鉴在     

城市年鉴要走在开拓创新的前列

中国版协年鉴研究会副会长陈仁礼《城市年鉴要走在开拓创新的前列》一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从找准定位、显示特色和在突出强项和优势的前提下,适当充实内容两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大城市年鉴的创新力度,分析论证了机制创新是城市年鉴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史书编撰看萧梁史学的创新发展

史书的编撰是史学成果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途径。萧梁史学独具特色,史书的编纂方面,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许多创新发展之处,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起着承上启下、分离综合、精筛升华的作用。     

青史的嬗递——有关藏文吐蕃史史料的两个传统

历史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藏族历史叙述模式一直带着强烈的“著书环境”，使得历史文献的考证与分析成为藏族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吐蕃历史研究，就不得不提到吐蕃历史研究这一概念以及记述吐蕃历史的各类文献。针对吐蕃历史的研究，相关史料众多，这些史料因属性的差异、内容的不同和形成背景的区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总结和分析每一阶段呈现出的藏文史书典籍对吐蕃历史叙述的不同态度，可以探究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史书所表现出的文化意义等较为深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