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文学观念——兼论所谓杂文学观念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展示的文学观念 ,说明他能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 ,来认识文学的本质和特点。他既看到文学作为人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 ,具有人类文化的普遍共性 ,即也是“道之文” ,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自然之道的体现 ,同时又和人类文化中其他部分 ,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道德等 ,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 ,它是艺术思维的产物 ,是人的感情的形象表现 ,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审美的艺术品。刘勰和六朝时许多文学批评家一样 ,清楚地看到了那种宽泛的“文”的观念是不科学的 ,他们一直在用各种方式 ,试图寻找和探讨艺术文学 ,也就是所谓纯文学的特征 ,所以 ,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肯定所谓“杂文学”观念 ,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特点 ,是不正确的     

试论西藏历史地理的圣地移植特点及影响

圣地移植是西藏历史地名“一名多地”特点的重要形成原因? 它不仅是藏族文化发展史的动态反映?更 为我们研究西藏早期历史上的象雄与吐蕃关系、吐蕃王统世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概而言之?两个“ 魏摩隆 仁”?凸显出西亚、中亚、西北印度文化对以象雄苯教为代表的西藏早期本土文明的影响?两座“苯日” 不但标志 着源自西藏阿里冈底斯神山的象雄苯教在工布地区的传播?也暗示了早在雅隆王朝(吐蕃王朝的前身)正式成 立之前?象雄就已武力征服藏东南的娘波、工布、塔波三小邦?两座“拉日江妥”?揭示了雅隆－ 吐蕃王朝的政治 中心由工布向山南雅隆河谷迁徙的历史线索?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的关系

汉代乐府中有歌曲借咏鸟来歌颂爱情、亲情,在爱情故事题材的诗赋作品中也有咏鸟的片断,而乐府和俗赋又都是可以演唱的。近年一系列出土文物表明咏鸟歌和爱情诗赋作品除了部分题材相同和都可以演唱以外,还有可能是同一部说唱作品的不同部分。有些咏鸟歌与爱情故事赋题材相同,其本身不一定讲故事,却可以是讲故事前或讲故事后用于演唱的。     

意象的风景——论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

本文以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为整体考察对象,界定了题咏新诗的内涵与外延,描述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的价值取向和意象形态变化,并对21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走向做了合乎情理的预测.     

体例设置中的自我定位——《东方杂志》（1904-1908）舆论理念考辨

作为月刊“选报”的《东方杂志》,如何在以日报为主的大量报刊与读者之间扮演好舆论“传输者”的角色,其间的信息中转与过滤作用绝不应受到忽视。处于“原报刊”与读者两极中的《东方杂志》,势必受到这种“源头”与“流向”的影响。考察在于此二者作用力之下《东方杂志》的自我表现,有助于透视这份近代重要报刊的办刊理念。     

中世纪基督教与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

中世纪是基督教和西方音乐的重要发展阶段.在特定条件下,基督教会传承了部分古希腊、罗马音乐文化遗产,并始终把持着中世纪音乐文化的主导权,教会音乐构成了中世纪西方音乐的主体.尽管宗教色彩浓厚,但基督教音乐在单音音乐、记谱法和唱名法以及复音音乐等方面依然取得了可观的艺术成就,为西方音乐近代的变革和飞跃奠立了基础.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妙趣横生说棋联

历代文人墨客题咏棋艺的诗篇不计其数,而题咏象棋和围棋的对联也颇多佳作。这些棋联不但内容深邃、寓意丰富,而且情趣高雅,耐人寻味。明代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喜作联语,甚至走到哪里就题在哪里。据说南京明朝故宫就有他的一副咏围棋的题联：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从联语中可以看出,这位和尚出身的皇帝,对他打下的基业,可谓踌躇满志。     

唐律令时代公共工程建设的劳役与征派——以《天圣令》为中心

律令制的法律体系到隋唐时期渐臻完善。《天圣令》中较集中的丁匠资料,为我们就公共工程建设中丁匠役作种类的考察,进而揭示唐代徭役制度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帮助。与以往更多是在官府手工业与私营手工业区分中考察匠人地位的关注点不同,丁匠同役的令文将二者间建立联系且置于同等法律地位上,启发人们以新的角度关注匠人,尤其是匠人群体的层级及其内部各色服役的区别。除了承担正役以外,丁匠也是杂徭、色役的征派对象。     

知识、权力与学科的合分——以浙大史地学系为中心(1936—1949)

1936—1949年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无疑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受现代知识学科化和专业化的影响,彼时各大学多将历史学系与地理学系分置。竺可桢、张其昀则秉持"史地合一"的通才教育观,创建史地学系,下设史学与地学二组,既造就史学与地学的专门人才,又特重二者的关联,以达专精与通识之间的平衡。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不仅在组织结构、课程安排及学术活动等领域独树一帜,还培养了大量史学及地学方面的通才与专才。它的创建与存在是竺、张二人成功掌控了学术机关与思想资源后,贯彻其理念的必然产物。在1949年的政权更替中,竺、张二人相继离开浙江大学,最终导致历史学、地理学分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的意义,是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的影响之下,中国学界有识者面对现代学科体系冲击的一种创新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