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论

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时期,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指导下,以范文澜为代表的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运用新的史观理解阐释历史,系统总结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发展规律。他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品格,引领并坚守爱国主义史学阵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发展方向。     

非裔美国文学的修辞策略——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的喻指理论

作为非裔美国文学特有的一种修辞策略,喻指根源于泛非洲文化阐释体系。盖茨通过融合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概念,吸收和借鉴索绪尔符号学的分析模式和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理论成果,创立了喻指理论。喻指理论立足黑人阐释学和黑人土语的修辞策略,以研究非裔美国文学中存在的隐喻修正、言说者文本、说话文本和重写言说者文本等四种双声文本关系为核心,发掘后辈文本对前辈文本的差异性重复和修正,将语言分析与文化考古相结合,揭示非裔美国文学的双声性和互文性特征,对黑人文学缺乏原创性的论调给予了理论回击,动摇了非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白人批评理论的霸权地位,开辟了关注语言能指和文本关系的黑人文学批评新思路。     

民间文艺学经典研究范式的当代适用性思考——以形态结构与文本观念研究为例

形态结构研究与文本观念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民间文艺学行之有效的、且占据主导位置的经典研究范式。但是,随着学界研究视域渐向日常生活实践的方向转换,这两种经典范式的当代适用性开始成为影响学者进行方法择选的重要问题。严格来说,研究范式的讨论,实质上指涉的是学术视角与对象认知的针砭。对这一问题的追索,探赜的不仅仅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时代命运,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揭示出促动学者进行范式的沿用、转换、甚至重构时,必须予以审慎思考的学科认知问题。     

论圣史学的兴起、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圣史学是伊斯兰文化史上的一门传统学科,主要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历史进行研究。从圣史学的最初发端到发展成熟,再到今人对圣史学的重新解析和专题研究,其中不仅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还蕴含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进一步开展对圣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穆斯林正确理解和把握伊斯兰教的中正仁爱思想,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宽容精神;而且有助于人们客观、公正、全面地了解伊斯兰文化,消除误解,促进文明对话,维护社会和睦。     

文化建构机制与民族社会延续——撒拉族“骆驼泉”口述文本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现代建构论与"族群—象征"论是西方两种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二者在主观认同与客观历史、现代性与地方能动性之间形成了张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传统场景下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撒拉族族源传说口述文本,动态地呈现撒拉族在挤压、推拉的民族关系格局中不断形塑自身的过程,揭示策略性的文化建构如何延续民族社会,并进一步说明文化机制对民族生存的独特柔性作用。     

"他者"话语的遮蔽--20世纪 30年代新文学男性大师笔下"女性被讲述"文本剖析

20世纪 30年代新文学男性大师作为妇女处境的代言人,基于那一时代共同的历史愿望,这些新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巨型话语的具体操作者,他们在讲述女性故事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所侧重和删削,有所整合和背弃,有所遮蔽和忽略,甚至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出这些讲述者的男性身份、男性视点,以至出现大片的盲点和误区.     

危机传播视域下高校舆情发展管理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呈现多样性,从而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导致治理更加复杂。高校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研究制定网络舆情应对策略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本文从危机传播视角探讨了高校网络舆情的特征,阐述了高校网络舆情危机的发展阶段,通过文本分析法从情感分析、词频分析、社会网络语义分析的角度对“知乎治校”具体案例分析,研究了“知乎治校”现象不同危机传播阶段的情感倾向、词频特征与语义网络差异。     

论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

修辞文本,是指那些运用某种特定表达手段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修辞文本的建构应遵守“恰切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原则。所谓“恰切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对修辞接受者有较强的针对性,即与修辞接受者所能接受或理解的知识层面、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符合。所谓“有效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使修辞接受者能够理解且乐于接受。也就是说,前者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后者则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可解读性、可接受性。“恰切性”是“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有效性”则是“恰切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郭店楚简《六德》诸篇零释

郭店楚简中《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及《六德》等4篇文献,竹简形制基本一致,内容都是儒家学说。本文对这4篇原有释文重加审视,在字形辨识、辞义解析和句读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成之间之》19号简“宜”读为“仪”,《性自命出》62号简“毋”下一字释为“谴”等等,以期在更大程度上恢复文本原貌,为其思想内涵的探讨提供新的基础或思路。     

《史通》撰写时间辨析

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认为《史通》的撰写时间始于中宗神龙元年（７０５年）,而《史通》的写作主要是在中宗景龙元年（７０７年）至景龙三年的三年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