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社会 建构本土理论——费孝通的学术品质及贡献

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仅包括费孝通先生一生研究所得的累累学术成果,也包括其治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学术品质.这些学术品质呈现为和而不同的学术思想、学以致用的治学理念、本土化的研究路径、行行重行行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一体的文化自觉.     

陈垣西学动力考

陈垣是一位贯通中西的史学巨擘,处于中西文化冲击的20世纪,在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亦时西方文明深入了解,并全方位接收西方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其西学之动力来源主要有三：其一,早年的学医从医经验使其接收了系统的西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精神的洗礼;其二,直接从欧美和日本汲取史学研究之动力;其三,从学界友人的学术交流交往中吸取西方史学精华。     

民国时期高校文科研究所的学术成绩述论简

民国研究人才的培养,最早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开创了本土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先河。后来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两者皆未形成制度性、普及性的研究模式。民国后期,在国民政府和精英学人的倡议之下,高校文科研究所得以普遍创设,逐渐形成了史语所与高校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并驾齐驱的局面,使得史学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了由西洋化到本土化转变,更为今日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此“误”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

由于某些大师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推崇,使得文学史对张爱玲作品风格的书写,出现了一些误导。当大家把《金锁记》当作张爱玲的代表作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背离了张爱玲创作的自觉追求。从《金锁记》到《怨女》,这样的改写,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创作的自觉追求的重申。     

宗教选择与信仰自觉:滇南苗族宗教生态急剧变迁的理性反思

民族地区宗教生态问题发生的实质,并不仅仅是外来宗教与民族传统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宗教的传承和创新问题。当代滇南地区苗族宗教的发展及其变迁的事实表明,宗教的几度转型及传统宗教信仰的回归,以及给苗族社会和文化的稳定发展带来的动荡和冲击,实质上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如何对待和理解外来文化和宗教的传入与融合的问题。就当前苗族文化与宗教发展的趋势而言,信仰自觉的正确把握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滇南苗族地区宗教生态平衡与否反映出来的宗教问题,已远超出了宗教信仰自由与否的宗教理解。     

试析汉初儒士的主体自觉

由于秦朝的统治严重影响了儒士,所以汉初之时,儒士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用儒家学说来积极推进汉初的统治,从而使儒士能在汉朝的统治中彰显出自身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地位.     

校园楼宇与道路命名:高校文化自觉的实践——以南京医科大学江宁校区为例

当前各地区高校新校区纷纷创建和启用,高校楼宇和道路命名日益受到学校的重视?高校楼宇和道路命名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大学的精神传承和文化自觉,丰富了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教育表现形式?高校在楼宇和道路命名中应做到三个统一,即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大学精神与办学特色的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在实施过程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力求命名工作经得起历史时间的考验?     

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读后

现当代西方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受到相当的重视,研究著述不断问世,它极大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观念的更新和史学的变革发展。李勇所著《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是当代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中的又一新作。它不仅深化了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研究,而且,也推动了大陆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进步。由于笔者对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缺乏研究,因此,难以对此著作全面深入的评述,只能谈些个人拙见,不当之外,尚希见宥。如上所言,现当代西方史学在目前的史学史研究中受到相当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重视局面的发展是不平…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

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的文化自觉是站在明确的生态整体主义立场的学科文化自觉。它以哲学为衔接点,把环境与广义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努力为环境哲学寻求新的增长点。而弱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观念侧翼,更细致地修复破碎染尘之人心。让人类有效地从社会走向自然,又从自然回归社会。审视以环境哲学为研究视域能否实现文化自觉？它必须立足以环境哲学的语境与方式思考文化自觉的可能与必然,并应用环境哲学的方法与逻辑阐释文化自觉的内涵与趋向。环境哲学所固有的自然之翼,是其学科存在的本质特征。但如若停滞于自然界的现象,而无文化元素的参与和交融,环境哲学的困顿将会在现象与抽象之间迷失。而文化元素的加入,又必须在自觉的前提下进行,它一方面是为融合确定边界,另一方面是为渗透找到根据。以对人类与自然界高度负责的精神,文化自觉与环境哲学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欣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费孝通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初探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一位人们熟悉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人类学家。是他首先将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纳入到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并给予了教育与家庭、亲属关系、种族、社区等人类学研究主题同样的重视程度。费孝通先生倡导的人类学精神和他的教育人类学思想,对于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有着实际的意义。当我们把他的“文化自觉”理念引入到“教育自觉”中时,我们开始尝试对本土教育的反思,并在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中,探索一条既不“复旧”又不“他化”的革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