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中州集》版本及流传考述

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最早的版本是蒙古宪宗五年新刊本与元至大平水曹氏进德斋刻递修本;明代有宣德广勤书堂本、弘治李瀚刻本和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代有四库全书本、光绪读书山房本;民国间有武进董氏诵芬室影元本,四部丛刊本和中华书局排印本皆影诵芬室本.另外,《中州集》在日本多次翻刻刊行,后出转精者为近藤元粹评注本.     

解读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关于近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简单反思

中国近代可以说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从千年以上的长时段思考,以共和政体取代帝制为象征的巨变既是全方位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相对而言,文化层面的变动更带隐而不显的特征,而"文化"一词的含义也始终没有充分的共识。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妨稍宽泛地界定"文化",先对"近代中国"得出整体认识,复以会通的眼光观察具体的点滴履迹,更从细节入手去认识整体,以尽可能展现新旧中西各方面多层次互动的动态图景。     

无际禅师与楚山绍琦史迹考索

无际禅师和楚山绍琦师徒振兴禅宗,形成四川禅系。记载无际史迹文献的发现,揭示了无际在明初禅宗的地位和贡献。楚山继承无际而发展了四川禅宗,其禅风具有自己的特色。无际、楚山挽禅宗于既颓,为中国禅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钱玄同家族留学日本考述

钱玄同家族以其留学日本时间之早、人物之多、就学层次之丰富,是清末家族赴日留学之代表。现有的著述对钱家留学的个别人物有所涉及,但尚未对家族整体进行深入的考察,且其中的留学时间、就学学校等的记述也多有模糊与错误之处。结合新旧文献对其进行考订,当可为近代早期留日活动提供更准确、丰富的个案。     

吴融、陆希声交游考述

吴融诗《和陆拾遗题谏院松》的唱和对象是陆希声并非陆康，本文以此为线索来考述吴融与陆希声的交游经历。笔者通过钩稽这些相关史料，对于唐末江浙文人交游情况的研究，可备一份有价值的资料。     

金初诗人高士谈考论

高士谈作为金初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今人对其了解主要以《中州集》为据。今考散见于史籍和别集中的相关资料,知高士谈为宋韩王高琼曾孙、宋英宗宣仁高皇后之族弟,为人文温尔雅,多与诗友唱和等,可补《中州集》之不足。高士谈诗歌以去国怀乡为情感基调,以追陶慕苏为人生理想,多借助凄寒悲凉意象的营造感物兴怀。     

汉代儒士思想之考述

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题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层面,全面地考察了儒家知识分子,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在苦心孤诣地重新找回“道”,传播文化、调适政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他或现在日见重要的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应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应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应完全连贯为一体。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却忽略了成就儒家知识分子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其多元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巨大断裂和严重的紧张状况。所有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负他们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载体的实现,而这个载体就是思想。本文打算从他们的思想层面出发,截取两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儒士,并挖掘出真正属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一些特点。     

袁枚与扬州八怪交谊考述

袁枚隐居随园后 ,陆续与扬州八怪之李方膺、郑燮、金农、罗聘交往。其与郑燮关系亦密亦疏 ,与李方膺最为知心 ,与金农、罗聘师生关系也较密切。原因在于袁枚的思想与艺术个性在反叛传统、追求创新上和扬州八怪有相通之处。     

吴激家世生平考述

金代初年著名词人吴激处于导宋学入金源的承前启后的地位,曾对金代文学有过令人注目的贡献;其书画作品今虽未见,但作为米芾传人之一,在宋金艺术传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可低估。考述吴激的家世生平,可以使我们了解吴激其人,并深入理解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