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司法中事实认定的趋势与机制改造

法官在对证据进行评判、对事实进行认定的时候,应首先依据法律对证据制度的规定,严格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在法律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相关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官需要用自由心证作为补充,依靠理性和良心形成内心确认。根据案件的不同特点,对那些案情简单,标的额较小的案件规定为一审终审,将更多的司法资源用来审理标的额比较大的、疑难的案件,可以采取世界其他国家通行的做法,即三审终审制。     

判决理由的详略之辩:基于判决的可接受性

由于能够弥补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缺陷,可接受性标准能够用来对司法过程作出综合性评价,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判决理由的质量.虽然加强判决理由的说理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唤,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不能简单地认为判决理由越详细质量就越高,而应当在综合考量之后,以提升判决的可接受性为目标对判决理由的详略作出规划和设计.     

环境司法保护的贵阳模式

环保执法陷入“排污—查处—罚款—继续排污—继续查处—继续罚款”的恶性轮回，单一依靠行政手段很难解决污染顽疾，环境整治，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     

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的特别程序——再谈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将刑事和解制度首次纳入特殊程序范围,这是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直接体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为确保刑事和解制度能够切实运行而不空为一纸规定,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存在基础予以明晰,同时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最终实现刑事和解程序化解当事人矛盾、弥补受害人损失、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根本目的。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我国少年刑事 司法中的适用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重要原则,我国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适用该原则。由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有模糊性的特点,增加了我国适用该原则的难度。从宏观上说,我国的少年刑事司法不仅应当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践,以转化的方式适用该原则,而且还应当进一步调整刑事司法理念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具体措施来说,我国少年刑事司法应当通过建立"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统一解释制度,建立我国少年刑事法院,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制度等方式来更好地适用该原则,从而全面保障我国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以法治思维切入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语境中被不断提及。法治思维不同于法律思维,其以理性为精神内核,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并依循"搜索—匹配—检验"的逻辑范式。以法治思维为概念分析工具,可反思当下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体制改革弊端,正视人心浮动、司法信任缺失的现实。从长远来看,坚持法治思维就是要做到遵循司法规律,坚持客观真实论纲,协调诉讼内外关系,增强司法信任。     

司法监督的规范化与司法责任机制的构建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我国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对司法行为的监督，不仅监督主体多元化，而且监督的范围涉及司法的各个层面。这个监督体系违背司法活动的规律，使司法本身丧失了独立性，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改造当前的监督模式，建立合理的司法责任机制。     

利益衡量原则下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之检讨

近年来的刑事再审司法实践表明,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比如再审程序的启动主体设计不合理,提起再审程序的事由与程序要求不具体,提起再审程序的时效及次数未做限制,等等。基于刑事诉讼程序一般原理以及利益衡量原则,结合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现行刑事再审程序之问题和不足,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下价值取向:努力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合理衡平,突出程序公正前提下兼顾实体公正,优先满足诉讼公正的同时不可偏废诉讼效率,坚持以法律事实支持司法裁判。在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制度完善过程中,要在充分保障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近亲属的申诉权的同时,取消法院刑事再审提起权;明确和具体界定刑事再审提起事由;限制刑事再审提起期间及次数;严格遵循"疑罪从无"原则,排除"疑罪从轻"裁判。     

论美国行政裁决中的行政法官制度

现代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使民事纠纷案件日益膨胀,行政裁决在处理民事纠纷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比法院诉讼更加高效和便宜。美国政府管理的良性运作有赖于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行政法官在行政裁决中由于其专业性和高效性而备受青睐。此外,完整的审查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行政机关政策适用的一致性,也能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刍议

克服学界对仲裁与司法关系分析方法的单向性,引入双向互动研究方法构建全面认识两者关系的同一对话平台,基于此,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司法边界定义为以公正为首要价值且兼顾效率,并考虑到争议的特殊性质和仲裁与司法之间解纷资源分配的情况,以立法的授权和禁止为起讫,体现各具体制度中仲裁与司法就公正与效率、内国利益与条约义务、意思自治与司法强制之间的此消彼长,直观反映仲裁与司法之间双向互动作用的事实和法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