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及其意义

行政行为司法化是指行政权的运行采用了司法的构造方式,即通过开放行政权决策系统,吸纳公民参与政府决策,为公民和政府进行理性交涉与对话提供一个制度空间,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民主化、规范化、程式化和法治化.行政行为司法化在约束行政权力规范运行的同时,促成了政府决策的正当化,这有助于政府权威的树立和维护,并进而成为实现宪政政治的一个必要环节和步骤.     

论刑事公诉程序之完善

设立公诉权司法审查机制、建立证据展示制度、适度引入“辩诉交易”、实行公诉人当事人化、建立公诉变更制度、适当限制庭审案件的补充侦查是完善公诉程序的可行性对策。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超越性

本文通过分析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 ,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现实性 ,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只关心现实而不关心人们未来利益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不帮助人们实现自我素质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要从目标、内容、方法上进行超越 ,坚持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实现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的超越 ,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实在与良知——西田哲学与阳明学之比较

西田哲学是以东方思想特别是禅佛教为基础、西方哲学思想为素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创立的一种融合东西方思想的哲学体系。将其置于世界场域中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着重阐释西田哲学体系基础之"实在论",分析王阳明"良知"学说对西田的精神提撕作用,并通过"统一力"与"良知"等概念的对比,考察西田哲学及其与阳明学的关系。     

虐待儿童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中心主义反思

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虐待儿童案件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是否增设"虐待儿童罪"成为备受争议的焦点问题。争议的实质在于,刑法如何规制虐待儿童行为,从而实现具体虐待儿童行为与抽象刑法规则的对接。动辄"嘲笑"刑法、修改刑法的刑事立法中心主义模式,须向尊重刑法、合理释法的刑事司法中心主义模式转换。     

中国古代家族司法纠告程序研究

家族司法实施主要依据家族法法律文本。家族法的法律文本除了部分规定是一种约束性规范外,其余多数家族法都以家族司法之步骤实施并辅以一定的程序。古代家族司法程序主要有纠告程序、传唤程序、审理程序、裁断程序、执行程序等等。纠告程序是家族司法程序发起实施的首要步骤,它作为家族内部检举不法成员违规行为的方式有其自身的分类、范围和发展演变。     

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纠纷主体多元化,矛盾冲突复杂化,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优势,还需更新调解理念,引入“增值型调解”和“服务型调解”,加快推进调解员的职业化建设,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代替司法确认制度,并提供充分的人、财、物保障。     

财产权规则与外观法理的冲突与协调——基于股权转让纠纷司法裁判的实证视角

股权转让蕴含多重社会关系,涉及的法律调整极为复杂,由此导致此类纠纷成为司法裁判中的一大难题。民法中的传统财产权规则与公司法中的外观主义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导致这一难题最为主要的制度性原因,二者在股权性质界定、股权归属判定和股权变动判定上都存在明显冲突。法官在股权转让纠纷裁判中的认知差异正是这些冲突对实践产生影响的直观反映。相应的协调路径既需要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民事审判与商事审判在司法理念与规则运用上的区别,也需要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对民商事规则的衔接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