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侵权救济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救济制度在内的行政侵权救济机制,由于缺乏整体性制度规划,导致相关制度之间衔接不畅,行政侵权后公民权利救济的效率低下。要切实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构建一个机制协调的整体性运作系统,并在行政侵权救济范围的拓展、救济机制的衔接以及机制的创新等方面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能动司法理念下的法院调解

作为一种理念,能动司法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调解领域的能动司法具有广泛的实用性.以此为指导,需要秉承法治所应有的自由、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立足于现阶段纠纷特点和当事人的解纷需求,为人们提供一种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以实体规范、程序运行、诉调对接为基本维度的法院调解机制.     

报复陷害罪若干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报复陷害罪对于确保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的行使,不受压制和报复,监督国家工作人员严守职责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报复陷害罪的法律渊源入手来评析新刑法对于报复陷害罪的法益、主体范围认定、罪数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妇女权益保障立法和司法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极大进步。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在内的几个国家在妇女权益保护立法和实践方面都十分先进。美国历经了两次声势浩大的妇女运动,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加强对妇女保护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些方面英国和日本也不逊色。这些对我国都是严峻挑战:我国尽管在《宪法》中规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很多仍是宣示性口号,没有真正地贯彻落实。所以,在完善我国的妇女权益保护立法时,除了参考一些国际公约的规定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其他国家的法律改革,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主要包括加强立法,完善程序、强化反歧视和实现宪法司法化。     

强制侦查中的令状制度探析

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司法说来,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只要这种权力运用恰当,这些手段是自由的保卫者;而假如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因此,强制措施必须控制在必要限度内.作为司法审查手段之一的令状制度,功能在于通过司法权对侦查权进行制约,通过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笔者从其渊源、理论基础着手,借鉴各国实践,阐明在中国刑事侦查程序中设置令状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简要构想.     

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为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对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对法律的恣意解释与过度解释,这主要表现为在司法裁判中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从世界范围看 ,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存在诸多的缺陷 ,这些缺陷主要是立法原因造成的。重构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必须与再审制度改革相衔接 ,以加强监督、完善监督、有效监督为目的 ,对现行民事检察制度进行合理改造。     

明朝“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刑事司法原则及其现代省思

《明史.刑法志》记载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相行,未尝偏废也,明朝法律既有其猛烈重典的一面,也有用刑轻缓不失宽仁的一面,表现出重其重罪、轻其轻罪的特点,明朝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充分证明: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明朝社会的发展。对该原则予以分析可以对我国现代法律制度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和谐司法中的本土资源借力与转化——以中国传统司法话语“情理”的现代再植为核心

情理是中国司法中的特有本土资源,情调理处是中国特色司法知识,传统上,地方士绅是缓冲国家与民间紧张关系的重要环节,是情理演绎中的必要角色。在我国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社会各阶层境况迥异,法官释法能力尚显粗疏、机械的现实情况下,将其演化为现代司法善良与公平的艺术,使情理重新回归司法,是实现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有机契合的必然选择。     

论延伸教育在少年刑事司法中的适用——以司法能动为视角

延伸教育是当代司法能动的产物.延伸教育将法院的职能、司法服务范围、司法方式都予以能动延伸.延伸教育的能动适用能有效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对教育和改造青少年犯罪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但在发挥司法能动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延伸教育存在对传统司法的巨大冲击,对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不力等局限性.因此,我国必须完善相关立法以规范延伸教育的适用,使延伸教育的适用依法能动、适度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