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视角下美国陪审制兴衰的逻辑解析

对民粹主义和美国陪审制的研究连篇累牍,却鲜有关注二者的逻辑联系——美国精英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血统赋予陪审制民粹主义性质。遵循民粹主义发挥影响力的逻辑,可勾勒出陪审制政治和司法价值由盛而衰的逻辑：在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陪审制被精英利用,发挥了破旧立新以保障自由、包容性促、进民主等价值,实现了政治价值;随着美国精英政治日渐边缘化民主,陪审制因民主性和反精英性受到精英压制,其民主制衡能力被认为和法治相悖而受到侵蚀,政治价值减弱。同时,陪审制的道德同质性、推崇陪审团集体的常识和判断能为旧式审判提供合法性支持,实现了其司法价值;但民粹主义的陪审裁决具有不稳定、反智倾向、种族歧视性及低效性等,和现代司法追求的理性、公正和效率价值相悖,司法价值减弱。民粹主义的视角可以统合美国陪审制兴衰的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也可为其他国家陪审制的移植和改革提供解释思路。     

消费社会何以迈向共同富裕——兼论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西方消费社会在根本上是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稳定性和实现繁荣增长的一种方法和工具,这使其与共同富裕在短暂地相向而行之后逐渐走向背离。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虽然曾因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出现了消费社会化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的暂时性背离的情况,但我国所坚持和强调的共同富裕目标使得我国消费社会与共同富裕之间始终保持目标一致性。在中西方社会共同面临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的当下,这种中西方消费社会的差异,不仅让我们窥见了西方社会责任消费发展既有路径中对“自律市场”的执念及其所导致的显著局限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在社会责任消费发展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这一优势体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强国家”传统以及需由国家力量推动的隐性社会责任消费发展的可能性路径之中。     

试论新时期如何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当前,我党正处在领导全国人民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随着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许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事物也出现了新情况、新矛盾,有待于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工作也同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解决这些新情况,对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PPP项目公私责任厘定:公平与效率视角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第一定律,同时也是指导公共项目公私合作制度建设的基本理念。论文针对我国实施PPP模式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公平与效率为理论依据,剖析PPP项目公共资源的产权排他性、公平规则与合作效率的责任制度外延性,从合理安排公平规则、提升合作效率和明晰责任三个维度探索PPP项目的统一制度内涵,提出以政府与企业合作价值最优为原则,构建我国PPP项目中明晰的政府与企业责任逻辑框架,从而有效推进我国PPP项目制度建设。     

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与司法形式主义

司法形式主义与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因共享形式性、逻辑性和程序性而高度谋合、意出同源,二者因缘际会,合理而高效地维护着法律安定和司法正义。法教义学的法律思维乃具体层面的司法技术,它安全又极易操作,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首选方法;司法形式主义则是抽象层面的司法理念,它是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它应成为我国当下司法的元标准、元理念。因之,坚守司法形式主义理念与教义学的方法应是我国当下司法的优良选择。     

自贸试验区“责任清单”的规范及其有效实施

建立健全责任清单制度,厘清政府的职责是前提,依法制定清单是灵魂,体现服务政府的理念是落脚点,而提升政府的工作效能是根本。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当积极探索责任清单制度的规范和运行,为解决政府的懒政、怠政问题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措施。在责任清单内容的规范上,应当着重围绕细化各类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现各片区特色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在责任清单的实施机制上,应当着重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责任清单实施中的社会监督制度、不履行责任清单的法律责任制度等三项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认的司法确认探究

随着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不断推进,使得人们对其关注度也随之提升,并且国家也在公司法中明确提出相关条例,这对保护债权人权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规定比较原则,在司法确认上缺少确认基准,直接影响该制度的适用效果.建议采用司法解释和判例指导方式予以明确司法确认,使其形成完整的司法确认体系.     

域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在当今社会,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范围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行政权具有专业性、扩张性等特点,所以在行政执法中经常会遇到超出行政法的归制范围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事。以美国和法国为代表的两大法系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一定参考意义。     

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法救济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实现个人信息处理中信息权益保护与合理利用之平衡为规范意旨,并赋予自然人对自我信息的决定、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能,构成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基础,成为相对人处理个人信息与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依据。立法设计以“知情同意-同意例外”规则为个人信息合规处理的架构基础。当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时,法官应充分运用动态系统论厘清信息权益损害的要素层次,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信息处理者损害赔偿责任。为实现充分有效救济,权利人可考量行使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二元救济路径,明确损害赔偿具体范围,保障其人格权益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