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政治化与公文的艺术化——古代文人与政治、文学、公文关系的多向考察

中国文学有着关心政治的传统 ,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对政治的关心成为心理定势。古代文人的政治理想不亚于政治家的理想。新乐府更是明确地以关心政治、反映时事为己任。大量从政的文人 ,因为远离文学创作 ,尽量在公文中表现出文学才华。古代文官系统中的主要从业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是古代公文文采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潮及其《泰和记》

许潮是明代重要的南杂剧作家 ,他的作品题材都取自历史人物故事 ,多借古抒情 ,寄托理想 ,其对杂剧体制的全面革新 ,特别是首创专用南曲创作杂剧的方法 ,确立了他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     

“兴亡今古恨，酹酒问渔樵”——从李杨故事文人诠释模式变迁看《长生殿》的主题蕴含

前人于李杨情事的解读,或偏重于史家之论,或致力于诗家抒怀.前者囿于史家视角本身的偏颇而难免偏执之讥,有些作品甚而流于庸俗与无聊;后者虽因写作者本人身世感情的融入而寄慨遥深,但"女色祸国"这一历史定论的传统惯性,又使得他们常常在重"情"与重"史"之间摇摆不定,从而在作品中于明皇深致悲悯,于杨妃却多所讥刺.洪昇之创作<长生殿>,一则是出于对前人有关李杨故事解读模式的不满,再则是欲借这一故事融入自身的身世感伤.前者构成了<长生殿>外在的文本风貌帝妃之恋("情")与安史之乱("史")的错综扭结;后者则构成了充溢于<长生殿>文本之深层的悲剧意蕴人生不永、情缘易逝、世事沧桑的人生幻灭感.     

远去的"王朝"

本文以余秋雨的散文集《山居笔记》为研究对象,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与"势"的相互交织,来探询20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人的历史及其未来的思考.通过对具体文本的解读,从"成功文人"、"隐士"和"小人"这三个角度,来剖析余秋雨在20世纪末营造文人"英雄过去"与"美好未来"的苦心,但是无论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还是"话语讲述的年代"所造成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环境都在无情地击碎着余秋雨美丽的梦想.他所经营的"王朝"已经远去.     

吊屈咏骚传统与汉晋文人士大夫心态变异

两汉魏晋以来，以屈原行事与作品为母题的“吊屈咏骚”之作成为文人士大夫借此表述内心情愫的重要方式。屈原行事与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为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因此，对屈原行事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便表现出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与评介标准。屈原行事与作品已经不再作为一种历史的认同，而是迟渐走出历史的局限融入到时代的发展之中。不同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对屈原行事与作品的不同阐释，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简析蔡襄的书学思想

蔡襄是一位集诗、书、文于一身的典型的中国古代儒臣。他为人正直、忠诚,把儒家思想作为其言行举止的准则。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其提出的“唯取神气为佳”的“神气说”和他忠诚、仁义的处世态度。他的为人和书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纽人物。     

“虚名无处逃”——元散曲叹世归隐之作中的儒家精神

元代鄙视功名利禄、赞美隐逸生活题材的作品之多、感情之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能与之并驾比肩。这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也不可完全视其归隐为真。元代的下层文人大唱归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牢骚,他们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懑。那些达官贵人也是受了时代的传染,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大唱归隐当作官场倦怠时的自我安慰罢了。虽然在元代道家思想对文人有所影响,儒家思想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有所动摇,但他们骨子里仍是儒者。     

古代文人的眼病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虚贮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眼病二首》之一。自居易经常开怀畅饮，结果染上了眼疾，40岁时已有“书魔昏两眼，酒病沉四肢”之感，医生已明确告诉他要戒酒，     

凝神聚气 删繁就简——古代文人画家和意象造型

当我们展开中外历史与当代的绘画作品的画卷,面对各种形式语言的作品时,一个不可否认的美感差异让我们体会到不同的艺术撞击力。那种不拘泥于细节再现神韵,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让我们疑是神来之笔,余味无穷!与西方油画相比,造型都有一种共同的意味,这种意味就是意象。齐白石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