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软法”现象及解读

“软法”系在国家制订法层面虽设有法律意义上的规范但却不具效力强制性的规则总称.在法律结构意义上,“软法”可分为三类,模糊的“软法”、法律后果缺失的“软法”以及缺乏强制力的“软法”.此三种软法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大量存在,但应作区别对待:有些“软法”现象合乎立法的基本特点,具有合理性,应予以保留;但更多的“软法”已对刑事诉讼机制的顺利运行产生极大的障碍,系时下刑事司法诸多怪相的重要原因.故立法者须通过法典的技艺、界定模糊的言辞表述、完善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以及全面清理“潜规则”以实现中国刑事诉讼的现代化.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承销商与发行企业双边匹配决策对IPO抑价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2010年至2019年主板上市的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承销市场的匹配选择及稳定匹配对IPO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与发行企业的合作是承销商的声誉和政治关联关系以及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等特征偏好互相筛选下的结果;承销商与发行企业越匹配,越能缓解IPO市场的高抑价问题。信息透明度之于承销商和发行企业匹配度对IPO市场抑价的抑制影响起了调节作用,即解决信息披露质量问题对于促进市场稳定运行至关重要。上述结果验证了承销商与发行企业相互选择的内在机理及稳定匹配的市场价值,为双方精准对接符合自身偏好的合作方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方法,进而为完善IPO市场健康高效的发展政策提供借鉴。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普遍模仿验证的道德评价理论——对功利主义理论缺陷的弥补

普遍模仿验证的基本理念,即"行为本身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通过结果的好坏才可能判断行为的对与错"与后果主义相一致。普遍模仿验证的根本特征,即"变单个行为的后果分析为行为集合的后果分析"能够弥补功利主义在"快乐主义"、"行为目的论"与"效益目的论"上的缺陷。     

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制度立法评析——兼评公司法第75条之规定

有限公司股东退股属于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一种情形,其基本价值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虽然对有限公司股东退股请求权规定了适用的条件,但是也存在欠缺,如对于有限公司取得本公司股份的法律地位和处分等都没有作出规定,因而立法上需要明确。     

盈余管理的理性思考

信息的不对称及会计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理性的企业必然对盈余信息加以管理.中立的盈余管理能适度弥补契约的刚性和不完备性,有助于提高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并前瞻性地引导资源配置.但充斥着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使之背离中立原则继而导致恶劣的经济后果.而改进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有助于减少盈余管理的政策诱因;加强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建设,则会缩小盈余管理的操作空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注册会计师执业水平,可以健全盈余管理的内外部约束机制;积极倡导"德治",有助于增强管理层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自律能力,令其自觉减少机会主义地利用盈余管理的行为.     

试论壬辰战争对明朝的消极影响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明政府应朝鲜请求出兵救援.战争前后历时七年之久.明王朝虽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战争却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战争的旷日持久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加重了人民负担;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为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发展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播州的杨应龙乘机发动叛乱、建州女真迅速崛起,等等.已陷入全面政治经济危机之中的明王朝,在战后不到五十年终告灭亡.     

后果最大化及其异议

行动功利主义(又称行动后果主义)将行为后果看成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态,而且还把行为的正当与否或好与坏看成是其后果是否最大化好的后果,后果最大化追求是行动后果主义的显著特征。斯马特从全球视域提出了一个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彼得·辛格则把这个概念具体化了。后果主义的后果最大化概念受到了人们持续的批评:首先,后果最大化作为一个比较概念,具有不可操作性的特点;其次,一个最重要的异议是完整性异议,对行为的最大化好的要求,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严苛性要求,认为履行这一要求必然破坏人的完整性。     

后果最大化与日常道德的限制

斯马特对于功利主义的后果定义的重新界定,从行为者中立的立场上提出后果事态最大化好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威廉斯指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后果最大化好的标准行事,则将导致对人的完整性的破坏和人的异化。卡根指出,斯马特的行动后果主义的问题在于没有尊重日常道德的限制,日常道德要求我们关注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我们所做的不超出日常道德的限制。然而,卡根同时认为,日常道德与直觉也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他的观点将后果主义与日常道德的要求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种改进了的后果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