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两晋对《春秋》史学性质的重新审视

两晋是《春秋》学的兴盛时期,《春秋》及其三传的经学研究著作丰富繁多.受晋初出土史料的影响,在史学脱离经学成为独立学科的两晋,《春秋》的史学性质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两晋经学家开始重新审视《春秋》的史学本质,两晋史学家则纷纷模仿《左传》以著史.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 :都提倡直笔 ,对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能实事求是给予真实地记载 ;都具有无神论思想 ,重人事而不言天命 ;都具有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 ,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 ,他们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司马迁持异端史观 ,而司马光持正统史观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而司马光认为古今不变 ,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 ;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 ,而司马光旨在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 ,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通过对比 ,可清晰展现自司马迁至司马光期间 ,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后殖民与新儒学重建

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界上大多数人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既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上.如果从文化的纬度来考察全球化现象,可以说这是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上的一个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在进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时必然与中国文化相碰撞进而发生形交.在"全球本土化"的语境下,可以建构四种形式的后现代性话语:(1)"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话语;(2)具有解构特征的大众文化话语;(3)从中国视角重新建构的全球化话语;(4)作为全球本土化的后殖民话语--新儒学.儒学已经逐步成为中华文明和文化的一种带有主导性意义的话语力量,并在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语境下得到了重新建构.它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据以与西方后现代理论进行平等对话的重要文化理论资源.因此,一方面应当从后现代和全球性的视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改造、批判、扬弃并加以重构,使其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则应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的视角对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进行质疑、批判和改造,从而使重构的后现代新儒学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话语共存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