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隐、吏隐、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

从隐逸的角度分析白居易后期思想转变和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白居易后期的思想大致经历了朝隐、吏隐、中隐这一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白居易在中唐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政治理想的幻灭,也反映了中唐士人世俗化的一面。     

论王禹偁仕隐观的演变及其吏隐诗

王禹偁的仕隐观经由入仕前的反对隐遁避世,到吏隐郡斋时主动追求闲散以调适心灵,再到八年三黜阶段因不能有所作为而屡兴辞官归田之思,展示的是以儒家兼济情怀为内核,以体恤民艰、行己有耻的精神为本心,以澹泊乐天为外相的隐逸人格精神,影响了有宋一代士大夫对行藏出处的思考。王禹偁的吏隐诗着重描写以道德文章、诗酒竹菊陶冶心性的闲适生活,但总透露出一股仕宦失意、行道艰难的感慨,是仕与隐的二重奏。     

唐代山水诗中的吏隐意象——以谢朓接受为例

唐代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就是吏隐,这正是从称引谢朓作为宣城太守角色的诗歌中得以体现的。人们称引谢守,不是特指为官,而是多和郡斋、青山等意象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关键在于小谢太守高斋的吏隐形象。谢朓对吏隐形象的成功定位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功之处,这和他山水诗艺术上的成就相辅相成。唐代有很多推崇谢朓吏隐人生的代表人物,这极大地推动了他在本时期的接受,李白和大历十才子就是其中的代表。唐人把对禅宗的理解融于山水诗,是对谢朓吏隐形象的进一步发展,透露出比他更通达的人生观与审美观。     

试论韦应物的吏隐心态与儒道禅思想之关系

在山水田园诗派的诗人中,韦应物的吏隐心态最为复杂.儒道禅的合力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思想基础。儒家的积极进取精神与社会责任感成为对世俗人生的向心力,道、禅的超脱态度则成为离心力。在这三种思想的支配下,韦应物成功地走上身心相离的吏隐之途,将困扰中国古代士人的吏与隐的矛盾完美地统一起来。韦应物这种二元的人格影响到他的创作,使其诗歌风貌也呈现出二元性。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从终南山隐逸现象看隐士涵义的古今转化

梳理上古时期的隐士概念、隐士的类型,认为古代隐士的涵义也有一个流变过程,先秦两汉注重非仕即隐的身份特征,魏晋之后“仕”与“隐”的界线逐渐淡化,转而强调隐士的生活情趣、内心状态;因此,终南山等地现代隐士的身份虽然与古代隐士有所不同,但他们远离喧嚣、独守宁静的追求,在精神层面上与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的隐士具有相通之处.     

论唐代园林与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

唐代以前,士人隐逸多出于对抗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全身远祸的需要.他们或远离尘世,采取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或栖迟园林、寄情山水,以此抒发内心的苦闷.唐代相对宽松温和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不必用隐逸来对抗社会.文人们可以在社会与自然、政治与田园以及自我的精神领域内找到一种平衡,产生和谐的心态,从而完成文人隐逸心态的转变.唐代是园林建筑史上富有艺术才情的时代,其清幽澹雅的文人园林展示出这一时代独特的隐逸情韵.唐代城郊园林的大发展,调和化解了仕与隐的矛盾,为唐代文人的"吏隐"提供了实现的途径.     

古典诗歌中的"吏隐"

"吏隐"是反映和概括中国古代士人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概念,向来未被学术界所注意.笔者在<大历诗风>中加以讨论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它在唐诗中的反映及表现得到了研究.然而"吏隐"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形成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追溯其起源及在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含义,阐明其历史发展、实现方式,尤其是与诗歌的关系,是理解和诠释"吏隐"概念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吏隐"一词在古典诗歌中的使用与流传,对"吏隐"的动机、"吏隐"实现的前提及其心态史意义进行了综合研究.     

论姚贾与元白

姚贾与元白尽管年龄上相差不多,但在诗歌发展史上,姚贾与元白却并不属于同一个阶段的诗人,从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诗歌创作的成熟期,而姚贾二人诗歌创作的成熟则起始于长庆年间。故而历代学者都将元白与韩孟一同视为中唐诗坛两种主要潮流的代表,而姚贾通常被视为变革中唐诗风的后劲和晚唐诗风的开启者。其中,贾岛曾投诗元稹请求援引,其他往来并不多,而姚合虽然在仕宦经历、审美情趣、吏隐作风和语言风格上均与乐天有近似之处,但二人在家世、性情、品味、修为、才学上的差异依然是主要的,在诗歌风格上更多地表现为貌合而神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