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应物“吏隐“的矛盾思想对其诗歌的影响

中唐大历诗人韦应物生活在动荡的社会里,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在出世与入世之问的徘徊,是形成他亦官亦隐的矛盾思想的根源,而这种"吏隐"的矛盾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本文试从韦应物与王维的诗歌对比中,来分析韦应物的"吏隐"矛盾思想是如何影响其诗歌创作形成"古淡之风"、"幽冷之境"、"淡远视点"这些风格特征的.     

宋代吏隐文化的精神内涵

宋代吏隐文化的繁荣是我国士人人生方式与态度发生重要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唐宋文化转型后士大夫主体关于"人之存在"的重新思考与深度探索,虽承继白居易中隐而来,但在精神境界与生命格局方面均超越白居易中隐而存在,这源于宋人坚韧的生命力量与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宋代吏隐文化包括如下两个维度的内容,一为仕与隐的圆通融合,一为艺术化的生命存在。前者是关乎人生价值的探讨反思,后者则具体为人的存在方式。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公安派副将江盈科的“吏隐”心态论

吏隐心态表现为在官场中追求适意与超越的人生 ,它是公安派副将江盈科仕宦生涯的基本处世模式。同时 ,他的这一心态存在着“吏”与“隐”的二元冲突。吏隐心态既是传统文化的投射 ,又是时代思潮的心灵折光。     

“武功体”与“吏隐”主题的发展

“吏隐”向来是作为归隐的过渡阶段 ,历来吟咏吏隐者莫不以归隐为终结理想。姚合的贡献在于将这过渡阶段作了放大 ,他的名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丰富了吏隐主题的蕴涵 ,发展了它的表现手法 ,从而使士大夫诗歌的这一基本主题得到了深化     

论李东阳的"吏隐"

"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其仕宦与隐逸的折衷之举,是其为自己寻找的一身处台阁的"山林"精神家园,折射出了其思想深处"吏"与"隐"的矛盾.其"吏隐",虽招致了时人的非议,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深远.     

“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

宋代的隐逸文化丰富多彩,各种隐逸文化类型至此而趋于完备。但宋代士大夫文人最崇尚的隐逸形态是居官而犹如隐的“吏隐”,并因此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隐逸文化精神。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定位,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处世心态与行为方式:既与现实政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又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縻、控制,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既不放弃世俗的享乐,又能在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人生中努力守护、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不为外物所役,求取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成就自己的闲适生活和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