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州米荣《重建清真寺记》研究——福建伊斯兰教与回族史专题之一

福建是中国回回民族的萌生地之一,存留下许多重要的历史遗迹。元明两朝福建的穆斯林人口持续增加,以伊斯兰教为依托,回回民族的民族自觉也明显强化,通过清真寺修建等活动,反映出福建回族族群意识的提升,也显现出宗教观的某些变化,特别表现在"回而兼儒"的主动融会上,可以说开了明清之际回回学人"以儒解回"的先河。米荣所撰写的福州《重建清真寺记》是福建回族石刻的珍品,其内容在这些方面的价值尤显突出,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以碑文内容的疏解为主线,延展到对米荣及其家族,以及碑文所涉及的众多明代福建回回人物及作者宗教观的研探上,试图以福建回族史为侧面,对整个明代回族史的认识有所加深。     

新罗花郎道之思想特色及其审美趋向

朝鲜古代三国中期以后,新罗人及时敏锐地意识到更新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他们将从中国借鉴来的儒、佛、道思想与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糅合在一起,用于构筑自己独特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形态,新罗花郎道呈现出多重复杂的内外结构。新罗人以人美为美,而这种“人美”以人内在的真、善、美和外在的容貌美、才质美为核心。这样的人物品藻之风,真实地反映着那个时代新罗人的人物评价机制和思想文化风貌,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美学意义。     

需家德性修养论研究

儒家德性修养思想包含“先立乎其大者”、“合内外之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这三部分内容。它展现了儒家要求人立志“成仁”,不甘于与禽兽处于同一境界的人格追求。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山崎闇斋的神儒合一思想与儒学的本土化

山崎闇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垂加神道的创始人。他把朱子学的基本理论与日本的神道教相结合,主张儒学之正统也就是神道之真传,从而把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注入神道教义,强调神儒合一,忠君爱国,尊王贱霸。儒学与神道的结合过程也就是儒家文化的日本本土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长点。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

在我国的佛、道、伊、基几大宗教中,除道教以外,其他都属于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中国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进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一方面由其信仰主体中国穆斯林完成,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学者的学术活动。其中,穆斯林学者的学术活动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是指具有“依智提哈德”（法律创制）资格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如明清之际的刘智、王岱舆等）面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环境、新挑战,依据伊斯兰教的一整套立法原则和规程所做的创新工作。     

蔡济恭汉诗意象与中国文化之关联——以儒、释、道思想为主

朝鲜朝后期宰相文人蔡济恭的汉诗作品“意象”纳用具有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意象,构成了作品的“意境”美.从“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方面来详细解读蔡济恭作品,体味其“意象”的情感表达以及其汉诗创作所独有的“雄伟杰出,大家手笔”之魅力,可以有效表现其汉诗作品思想内容与中国文化的关联.     

卞和献宝:一个文学发生学的典型案例

“卞和献宝”是考察中国文学母题的意蕴生发损益的典型案例,这可以从文史虚实考辨、寓言立意、文学创作的接受阐释、思想史的影响等角度来进行探究.参以史学的考证和文史虚实的分殊,可以见出卞和献宝确有其事,但经过了韩非的“虚饰”加工.正是韩非对卞和事件“以立意为宗”的先秦诸子式的寓言改写,才使之具有了表珍宝良才、怀才不遇、楚音“深情”的悲剧感等文学意蕴,此后文学创作“事类”援用所昭示的接受性阐释大致以此为起点.这一寓言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值得重视,卞和客观而纯粹的“求真”取向颇近于西方科学主义精神,在诸子多元时代不乏同类,但随着“儒道互补”思想史格局的形成,则被转入了儒家取向中逐步失落其“求真”品格,这在一定程度表徵了文学母题的价值观念受制于思想史的走向,而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主体性和丰富性.     

《史记》中的君子观

君子从孔子以后被逐渐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论述了五种可以列为君子的表现,体现出鲜明的君子观。《史记》中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十分注重人物的道德品质,每传结尾都有赞语对传记中人物进行总评。太史公司马迁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选取以及史实故事的提取都深受其君子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