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式君子”抑或“君子式公民”——重新思考君子与公民

本文以政治法理与道德伦理为分类标准，对君子与公民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它们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既同调又异调。作者由此驳斥了两种论断。接着，文章论证了君子与公民相结合的两种可能路径：一种是“君子的公民化”，塑造的是“公民式君子”；一种是“公民的君子化”，塑造的是“君子式公民”。其中，后者更符合现代中国的实情。     

“君子无所争”再解——兼论儒家“尊让”问题

《八佾》篇“君子无所争”章，在儒家君子人格的修养中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疏释，有将“争”字泛化的倾向。《论语》一书中，“争”字凡三见，除此章外，另见同篇“君子矜而不争”章。三“争”字均非泛指，而是有特定的指向，即指争以力，这是与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等对力的贬斥相一致的。将“争”字泛化，既不符合孔子的立身行世，亦不合于《论语》之思想，还会导致儒家君子人格的贬退。与“尊让”一样，“无所争”“不争”亦有其界限，在仁与不仁、善恶之际、是非之间，君子则当充分运用其智识、言语、技艺等等据理而争。     

理性敬畏品质及其培育析论——从孔子的“君子有三畏”说起

孔子关于"君子有三畏"的主张,在经验理性上指明敬畏品质的人生意义,在今天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启发意义。敬畏品质的实质内涵是一定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存在是否合乎理性的差别。理性的敬畏品质,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及由此推演的法律、道德和精神文明要求的真理性认识及价值体验。当代中国社会理性敬畏品质缺失及其危害与成因,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培育理性敬畏品质要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进行,实行"治"字当头、以"理"育人、开展科学正确的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同时创新治理体制和改进治理方式。     

《论语》中的榜样论及其实践价值

《论语》中包含丰富的榜样理论,"性近习远""求仁得仁""见贤思齐"等是《论语》榜样论的人性基础,"道""德""仁""义"是榜样必须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具备"知""勇""艺""不欲""礼乐"等综合素质的"成人"是榜样的基本标准,君子、贤人、圣人是榜样的人格层次,为政者、为师者、为学者是产出榜样的主要职业群体。《论语》关于榜样的论述对我国当今培育榜样、宣传榜样、学习榜样有深刻的启示:榜样必须是真实、可信、可学的,学习榜样的实践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榜样必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以此为前提追求全面和谐发展;榜样的树立必须考虑来源人群的广泛性,同时重点关注具有鲜明榜样属性的职业群体。     

论汉魏六朝游艺赋中的礼文化及其政教内涵

汉魏六朝时期礼文化发展较快,五礼成为国家的礼仪制度,影响广泛。在此背景下,数量丰富的游艺赋表现出明显的礼文化特征,作者在创作中多侧重描写与游艺相关的礼义、规则、流程等,淡化其娱乐色彩,希图以此来强化皇权正统,塑造君子人格,宣扬德政理想,表现出文人虽身处乱世而积极回应与构建以礼为中心的精神空间的努力。由此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礼乐精神在中国士大夫的人格塑造和精神成长中的重要性,也可窥见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一隅,对唐代游艺赋的创作亦有直接影响,沉淀为游艺赋创作的一个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