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以术治吏＂与企业的刚性管理

从人性的高度上揭示法家"以术治吏"的理论基础是本文的主要特点之一.与此同时,还详细论述了法家的"察奸之术"、"防奸之术"和"除奸之术"等,并且进一步对法家"以术治吏"的刚性管理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船山爱国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三纲五常,君权至上,导致宋明两代亡于异族,王船山『穷本探原』,认为祸根正是『一家之私』的君主制.所以,忠君不是船山爱国主义的内核.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认清——     

“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论

"设官为民"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视阈中最为典型的官民关系命题和官僚制度的基本原理。这一命题的基本思路是:从官僚产生的形上依据来说,上天爱民,设官代天牧民;从官僚权力的直接来源说,君不独治,设官佐君治民;从设官的社会根源说,民不自治,设官以治民;从君臣的政治责任角度说,君臣合道,设官为民事君;从君、臣、民的政治关系来说,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勤政有为是基本的官僚规范。对"设官为民"的官民关系进行总体分析和理论概括,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汉四家《诗》说大义浅探

汉四家<诗经>学在经文用字和对具体诗句的解读上有差别,但要旨并无不同.它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围绕"礼",具体阐发了儒家关于夫妇、父子、君臣等的等级伦常思想及乐的功用.     

从“一哭二闹三上吊”说起

先说“一哭二闹”。这是婴幼儿最常用的手段。出生不久的婴儿,饿了哭,表示要吃;冷了哭。表示要加衣被;疼了哭,请求看护。再大一些,就会闹,从打滚到摔东西,表示抗议。小孩的哭闹,可以归结为一个目的:请不要忽视我的存在和我的愿望。他(她)没有别的办法呀。若监护人心疼,由此关爱他,他便开颜一笑。若监护人烦他,打他的屁股或任他哭哑,他就只有屈服,从此变得阴郁,留下心灵创伤。一般的家长是哄与打两手交替使用,双方在博弈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形成一种亲子互动模式,影响一个人终生的行为。     

东汉故吏问题试探

东汉时期出现的故吏，是指脱离原举主、府主的属吏。故吏虽然形式上同举主，府主脱离关系，但在实际上仍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具有不可分割的牢固性，并且表现出故吏对于举主、府主的卑微化倾向。因此，这种关系是以君臣之义为表现特征的主从关系。随着故吏对举主、府主的依附性日益加深，直接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选举，并且促使了以府主、举主为中心的大小不同的政治集团的出现。特别是东汉后期，故吏成为各分裂集团发展势力的重要依靠。因此在皇权衰微的社会条件下，故吏与举主、府主的主从关系也成为促成分裂的重要因素。对这种社会影响，应该有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