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文学活动与初民社会的共生关系

文学活动起源于人猿相揖别的地方 ,在人类最初的实践活动中 ,就包含着被语言整合的真、善、美意识 ,文学及审美与语言是共生关系。原始诗歌的节奏和原始叙事的逻辑性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 ,但它们不仅具有审美功能 ,还具有多重文化功能。早期文学活动的重要特征是初民们共同创造想象世界 ,想象把人类引向进化的阶梯。     

冯梦龙《山歌》的女性话语解析

以女性视角来解读晚明时期的《山歌》，其充满一种女权主义的隐喻，是在封建伦理式微前夕男权中心的退位及女权意识的崛起在民间的映证。     

严复的能力观及其对当代公共管理创新的启示——对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一种解读

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华兹的代表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进行文本解读发现:该著所反映出的严复能力观对当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严复认为中西方的关键性差别在于能力,而隐含其中的是以能力为导向的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3代公共管理的创新发展有必要吸收严复能力观中的思想精髓,以国家能力建构为着力点,以公民启蒙为社会基石,以突显公正为其内在灵魂.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努力实现国家能力与公民自由问的平衡是达致善治的关键.     

小说的生命叙事与人的生命建构

生命叙事把对人类肉身生存境况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境界的精神追求；它描述生命从物质到精神的孕育、产生、冲突、升腾的变化过程，是在对生命现实反思基础上的想像和升华。生命叙事的起点及归宿都是对蓬勃的生命状态的渴望和追求，它把叩问人类心灵的意义、建构理想的生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     

行品与性品：《世说新语》的文化叙事结构

反思《世说新语》的研究史,小说艺术、玄学思维等都不是有效的概念。从分类数量、类目名称及相关排序来看,《世说新语》存在一个以行品和性品为核心概念的文化叙事结构,后者应由乡土中国及其道德观念来解释。     

回到现象本身,立足理性重构--张光芒近年启蒙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张光芒近年的启蒙研究非常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分析其启蒙研究的方法———剥离、整合,试图抓住其核心:回到中国启蒙主义本身。他的剥离是与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剥离、与研究对象的历史混杂的剥离;他的整合是从纷繁的现象中凸显中国启蒙主义的总体性逻辑趋向的整合。因此他的启蒙研究既带有理性建构的旨趣,又带有拨乱反正的意味。     

在自由与规范之间--对静女士的另一种解读

《幻灭》里静女士的意义不是传统观念上的政治理念的符号,而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性叙事的两个极地之间的脆弱的中间地带。她三次精神幻灭的实质是她在女性自我与集体力量、在自由和规范之间痛苦挣扎后的绝望。她的悲剧结局表明作者在张扬"五四"以来的女性独立思想的同时,又对消解女性意识的新的男权价值观的认同,显示了作者头脑里的男权主义思想积淀。     

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随着人们对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不满足感的增强 ,要求改写中国哲学的愿望也变得更加强烈 ,并开始尝试超越之道。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 ,反思和检讨了中国哲学常规性叙事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走向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的途径和方式 ,认为建立多元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通过历史时空的移动及广泛的对话参与寻求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差异性、在视域和范式的引导下获得观察中国哲学的深度视点、在领悟整体意义与深化部分研究之间形成中国哲学的良性诠释循环、追求对中国哲学的充分描述、复杂关联的说明及意义关怀等 ,对于造就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 ,都是非常基本的。     

论"革命文学"的流行性艺术素质

“革命文学”之所以在1920年代后期广为流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采用了为广大读者熟悉并喜爱的艺术手法,从而使其艺术素质隐含着一定的流行态势。“革命文学”的独特叙事方式,缩短了读者与作家及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与感染力。而它在题材上呈现出的“故事类型”化特点,以及局部细节描写上的“套式”形态,都便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此外,传统的人物描写手法以及语言的简单易懂,又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广泛流行。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