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伤逝》中的多重镜像——兼谈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在电影《伤逝》中,子君与娜拉、涓生与子君构成了多重镜像。子君由于爱的匮乏而大胆地学习娜拉的举动,重复娜拉的话语,在镜像娜拉的启示下,她开始发现了自我。子君在获得爱情后,依附于涓生,很快忘却了娜拉。而涓生则将自己的启蒙理想投射到了子君身上,子君其实是他心生的幻象,以此来向现实抗衡。平庸的子君形象是他自卑心理的呈现,他要离开子君,就是想要抛弃旧我,获得新生。电影的改编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导演需要在把握原著精髓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的转换。     

雅俗之辩：清末民初小说家的困惑与抉择

中西文化语境的共生激荡孕育着小说的观念新质,传统的雅俗之辩因为异域文化的刺激和小说观念的自我更新,在以雅携俗和由雅回俗的途径中来回奔突,并形成错综复杂的雅俗观念渗透局面。雅俗共赏作为一种追求目标,也逐渐进入文人的研究视野,虽然这一理想境界的探究还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但其含义特征和实现的机制已经进入小说家的讨论范畴,标志着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已初步突破传统的雅俗观念框架。     

简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小说的地位一直是"小道"、"末流".唐后,地位开始有所转变,但始终未能登大难之堂.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小说的阅读层开始扩大,又因口头文学承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帮助作用,它的地位也得到认可.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和屈辱的历史地位使知识者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于是近代意义上"新民"、"救国"的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几经曲折后,发展为"启蒙"、与"反封建",小说观念逐步成熟起来.新文化运动后,在李涵秋、鲁迅等小说家推动下完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门德尔松的启蒙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启蒙传统或者西方的启蒙运动.犹太启蒙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启蒙观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的视角.他的启蒙观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启蒙关乎理性知识和理性反思能力;第二,启蒙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第三,启蒙存在衰退和误用的可能性.门德尔松的启蒙观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从教养的角度理解启蒙,从而重新估价儒学的教养资源在启蒙过程中的作用;第二,启蒙有不同的层次与向度,但是都基于对理性的认可;第三,对启蒙的消极后果和辩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论风俗、教化和国运兴衰

中国历代的英明统治者和有识之士都重视风俗和教化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并有大量论述。顾炎武、王夫之和唐甄等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深刻反思和总结明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特别是明末风俗和教化衰坏和士习窳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们在全面考察中国历代风习变迁、教化行废与国运兴衰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中国儒家重视以风教治国的思想,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风俗(气)变迁与国家兴衰、行教化与正风俗、振士风与兴国运等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思考与阐发。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重审中国近现代启蒙话语

中国近现代启蒙主要是知识和思想的普及.自洋务运动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启蒙,中国在输入和接受西方现代知识并融合中国传统知识精华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知识谱系,从而整体性地置换了传统的四部之学.在启蒙作为知识谱系建构的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启蒙具有强烈的知识性,在知识性的意义上具有理性.启蒙从根本上是一种话语,作为话语,它是思想形态,但这并不是说启蒙与社会实践无关,恰恰相反,启蒙话语与一般哲学思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是玄思性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抽象思考,而是指向实践,始终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既来源于实践又回到实践,从而具有实践意向.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转型期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困惑与选择——评新写实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新写实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知识分子形象：遭遇启蒙尴尬与困境的知识分子形象;受庸俗价值观影响逐渐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人文理念与庸俗价值观激烈冲突的文化环境中还在苦苦挣扎与坚守的知识分子形象。新写实作家通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实现了对自身生存处境与精神状态的观照,在这些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中,既有着作家对自身启蒙理想已经难以维系的尴尬处境的解嘲,也有着对自身放弃人文情怀而日趋世俗化的选择的辩解。新写实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折射出社会转型期中国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困境与价值选择。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然而长久以来被遗忘与忽视.探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刻认识启蒙运动的"同源性"与"多元性"、"国际性"与"民族性",从而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一全面的了解;有助于正确把握西方政治思想与德性传统在由古典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思路历程,以及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德性与规则之争.同时,再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社会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思考与忧虑,对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